一个良好的音乐环境里，除了创作、演出与欣赏三个环节外，进入廿世纪，随著音乐研究质与量的长足发展，在音乐发展先进国家里，评论与研究早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评论风气与水准直接影响演出者与欣赏者，研究成果的公诸于世，则启发创作、演出、欣赏与评论者对既有及新作曲目之重新思考与定位。
近年来，随著演出场所的增加，国内音乐会的场次数量大增，表面上一片蓬勃，形势大好。另一方面，相较于十年前，可以明显看到，国际音乐人士及团体演出场次占有之比例明显下降。这样一个音乐会整体形势的变迁，清楚地反映出，国内培养音乐人才的水准有著显著的提升，开场音乐会不再是件大事，而是常态。然而，表面的蓬勃反映了多少实质音乐环境？音乐会卖座的一片惨淡真是单纯的「经济不景气」导致吗？本文尝试由四月里的几场国人音乐会，管窥台湾当代音乐环境现况。
实验十六年，还需实验？
四月十四日晚上，实验合唱团在演奏厅的「台湾风情画」音乐会，全场演唱民谣、戏曲改编曲，演唱语言则以福佬为主，客家、邵族语为点缀。实验合唱团原以「准国家剧院合唱团」之构想成立，十六年以来，诸多原因，让其依旧以半职业的状态继续「实验」中。对于团员而言，抱著加入职业合唱团的期待，在严格筛选的过程后，方进入实验合唱团，却一直摆荡在「半业余」与「走向专业」间。近年来，由于政府音乐文化政策的持续不确定，团员尙需自立自强，以既有成就努力争取不被解散。若不是有著对音乐的执著与热爱，这一群国内合唱菁英们怎能撑得下去？
音乐会「台湾风情画」曲目特殊，尝试探索「台湾歌曲」的发展，这个新颖的构想出自该场音乐会之合唱团客席指挥张清郎。曲目多由国人改编原有的各式歌曲而成，泰半以钢琴伴奏，间或有几首无伴奏或搭以其他乐器，如长笛或传统打击乐器。演出虽展现了实验合唱团一贯的水准，新编乐曲之实质内容则反映了国内绝大多数合唱团选唱曲目的音乐内涵；换言之，「台湾歌曲」固为主要诉求，除少数几曲外，音乐语言上并未能展现「台湾歌曲」与「非台湾歌曲」之差异。整体而言，首次尝试在既有框架中打转，系可预期的结果，重要的应是，这场诉求独特的音乐会能够「抛砖引玉」，给予国人灵感，在此基础上做更多的尝试，力求突破。
另类音乐人，另类音乐思路
四月廿一日晚上，同样在演奏厅，胡志龙的钢琴独奏会演出贝多芬、斯特拉温斯基和李斯特的作品。虽然自小学习钢琴、作曲等，胡志龙却直至台大土木系毕业后，才报考艺术学院硕士班，主修钢琴；这其实反映了国内诸多「非科班」音乐人士共有的现象。近年来，胡志龙除了个人独奏会吸引同行注意外，二〇〇一年台北德文艺术歌曲比赛中，他以分析式的钢琴伴奏，不卑不亢，引导歌声的进入，也衬托著歌者，颇有红花绿叶之效。比赛过程中，虽然上场次数不多，表现之突出则令国内外评审惊艳，一举击败诸多留学归国的钢琴同行，抱走最佳伴奏奖。对于甫退伍的胡志龙而言，五月赴义大利参加摩洛波利国际钢琴大赛是音乐生涯的下一步，之后呢？
音乐会的三首曲子曲风各殊，展现独奏者的演奏技巧与诠释手法，自不待言。就年轻演奏者而言，胡志龙的声部思考与处理有著少见的明晰，诠释的气势及钢琴的音色变化控制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演奏者个人临场的从容与台风则尙待加强。该场音乐会値得一提的是节目单乐曲解说的内容，篇幅虽不多，亦谈不上独特的研究结果，却能不落俗套地交待各曲的特质及其在音乐史上的定位，为同型音乐会节目单中难得一见的。
四月廿三日晚上，台北艺术大学管弦乐团在简文彬指挥下，于国家音乐厅揭开二〇〇二年关渡乐集序幕。上半场潘皇龙的《大提琴协奏曲》，演来一团和气，虽清楚呈现了作品的乐思与架构，却少了潘皇龙作品一贯的凝神与逼人之气。原因主要在于独奏者大提琴马诺钦，他的运弓与诠释均缺乏演奏现代音乐应有的张力与表现力。协奏曲中，当独奏者未能挑起大梁时，指挥与乐团是不可能撑出一片天的。下半场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乃浪漫管弦乐之圣作，无论在配器手法、速度转换及乐团音色、音量上之变化，均挑战著指挥与乐团的个别功力与彼此默契。演出中，但看简文彬时而细打节拍，时而做大片诠释，好不忙碌。不幸的是，乐团与他之间总少了一分默契，铜管砲声连连不提，其他乐器各声部拍点参差不齐，先后进来总不在第一时间，仿佛除了自己谱上的音外，并不清楚别人在做什么，完全依靠指挥手势加入，惊涛骇浪中，总算在全曲结束的几个和弦时，终于走到一起，留给听者一片错愕。
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为国内排行之佼佼者，学生们可称一时之选。然而，该场音乐会中，管弦乐团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号称一时之选的「音乐家」们组成的「管弦乐团」未能展现乐团之特质，反映的应是成员对「音乐家」的认知未能走出英雄主义的框架。走音乐的路，「独奏家」是唯一的可能吗？
学音乐的人儿何处去？
实验合唱团、胡志龙、台北艺术大学管弦乐团均是国内土生土长培养出来的演奏者，分别处于不同的音乐生涯阶段，也有著不同的表现，却有著共同的问号──在台湾，学音乐的人儿何处去？三场音乐会的曲目中，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皆具，却展现外来传统本土化、本土传统现代化的追求，反映了台湾当代音乐多元走向的风貌。値得玩味的是音乐会结束时，三场音乐会都有著「同乐会」的气氛，仿佛听众主要为捧场而来，这亦是绝大部分国人音乐会的特殊景观。
一个良好的音乐环境里，除了创作、演出与欣赏三个环节外，进入二十世纪，随著音乐研究质与量的长足发展，在音乐发展先进国家里，评论与硏究早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评论风气与水准直接影响演出者与欣赏者，研究成果的公诸于世，则启发创作、演出、欣赏与评论者对既有及新作曲目之重新思考与定位。反观国内，在五大环节中，「独奏者」一直是音乐环境中的「明星」，无形中亦成了学院教育的重心与音乐人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四个环节，甚至同为演出者的大小团体都被忽视，退居边陲。如是观之，听众对国人音乐会不做质的要求，亦成了理所当然。然而，明星崇拜对国内整体音乐环境的提升永远仅有点状效应，并无助于音乐环境与欣赏素质之改善，更遑论音乐艺术及音乐文化之长期发展。
因之，如何加强幕后的评论与研究，刺激带动幕前的创作、演出与欣赏，完成五者之良性互动，是在有了音乐会数量上的成就后，必须追求之素质提升的不二法则。
文字｜罗基敏 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音乐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