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剧作家曹禺（1910-1996）十二月十三日在睡梦中安详的逝去。

「曹禺的死，正好为中国现代剧场以剧作家为主的时代划上一个句点。」著作等身，被国内剧坛尊称为姚公的姚一苇在接受本刊访问时，为曹禺的过世作下了如斯的注脚。

剧作家剧场的剧本

因著「世界戏剧展」的举行，国家戏剧院在一九九三年的每个月，几乎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剧团推出重要的作品：莫斯科艺术剧院带来契科夫的《海鸥》、英国皇家莎剧团演出莎翁的《错中错》、日本蜷川剧团推出男形版《依底帕斯王》…。

不知道该说是巧合、抑或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除了由李行导演、台湾戏剧公司制作了《雷雨》参加世界戏剧展的演出之外。那一年，台北还先搬演了大陆作曲家金湘在美国首演获得好评的歌剧《原野》；以及经过姚树华改编剧本，并执导的「今天台北的《北京人》」－－这三部剧作的作者都是曹禺。

有不少大陆评者将他的《雷雨》，誉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这部作品和他其他十三部剧作，在创作形式上都有个共同点：不管是舞台布景陈设、或剧中角色情绪转换，曹禺都写下了大量的舞台指示－－他的剧本是十足的以剧作家心灵活动为主轴的作品。

按照编写过《曹禺传》和《曹禺硏究资料集》的中国话剧硏究所所长田本相在书中透露，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自问世五十多年来，一直是大陆各剧团的保留剧目和学校的实验演出剧目。这两出戏、再加上被文学评论大家夏志淸，肯定为曹禺作品里文学价値最高的《北京人》；其实都在曹禺三十岁之前就已完成，他在此之后的剧作都已难超越这段时期的成就。

「当时人家会认为这些作品有哪些地方可取呢？大约因为我衷心憎恶的人物，也是当时的观众所痛恨的。」曹禺在八〇年代末期以《雷雨》、《日出》、《北京人》合辑为《曹禺戏剧集》出版时，在〈自序〉里谈到他对自己少作受欢迎的原因的看法。

把中国话剧艺术提到一定高度

「中国话剧作品，或推而广之，大部分新文学运动已还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论者一般认为与作者的想像力太受『话题现实』所束缚有关。」以英文版《曹禺论》获博士学位的刘绍铭，认为曹禺的性情是近于所谓的「干预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与主流思想鱼水相得」。

曹禺的作品，几乎篇篇与创作当时的「主流话题」有关：《雷雨》讲大家族的黑暗面，立意要批判父权社会伦常关系的虚伪。《日出》以上海某饭店房间内，由傍晚到隔日天明的曲折变化，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北京人》则左批传统中国老人的自私虚伪、右打士大夫的绩弱无能。

不过，曹禺到了「新时代」之后所创作的作品，像是以「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明朗的天》、想发出「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正义之声的《胆剑篇》，一部比一部更像是为符合「主旋律」而写的教化剧本。他的晚期作品，其实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论者经常以「人物造型独特」、「文字细腻」来形容曹禺剧作的特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也以「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称许曹禺的成就。

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曹禺的作品大多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功力；但是，从「剧场制作」的角度来看，他的许多戏就太像「戏」了。这也就难怪李行所导演的《雷雨》，当剧中人物关系「巧妙」的「复杂」起来之后，国家戏剧院的观众席里传递出的不是紧绷的情绪、而是一波大于一波的笑声。

当我们今天用现代剧场的眼光、严肃的角度来检视曹禺作品时，可能会发现：跳脱掉特殊时代背景、社会因素之后，要从他的作品找到中文话剧剧本的「经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留下値得省思的问题

曹禺的剧作在挖掘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点方面，可以淸楚的看到当时「易卜生主义」的影响（《雷雨》及《北京人》里混乱的血源关系，和易卜生的《群鬼》关系匪浅）。他描述人物心理的细腻、铺陈中心主题的功力，又和当时传入中国并为文艺界喜爱的尤金．欧尼尔神似。

曹禺停止剧本创作已超过三十年，他生前近八年的时间，几乎都在病床上度过。不过，他在中国剧场界的大师地位，却没有被动摇过。曹禺晚年曾表示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时间被写作以外的事占去太多，二是缺乏独立思考。这两大遗憾，是不是至今仍是海峡两岸许多艺术家的共同困扰呢？

按照刘绍铭在〈曹禺新论〉里的说法：「独立地看，曹禺不是什么『不世之才』；拿他的戏剧就跟同辈比，他却是『一代宗师』。」値得探究的是，曹禺三十岁之后的中国的话剧界，仿佛还未曾出现几部会令人挺直了腰、细心考究的好戏。

是中国话剧已经早由剧作家时代，步入导演剧场时代了吗？抑或是六十多年来的政治社会激变，还是无力去沈淀出传世剧作呢？或更甚者，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値一哂、没有深刻的情感好表达的呢？

曹禺的过世，让我们在哀悼怀念之余，仍得细细省思他所遗留下的一连串问题。

（本刊编辑　李立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