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九八四年吧！我还在全省走透透地到处作西餐厅秀场维生。同一年认识了从美国学戏剧回来的赖声川，大家一见投缘。

在此之前，赖声川曾经和兰陵剧坊的金士杰、李国修讨论过一个想法，他觉得「相声」这个文化在台湾好像消失了，或者说「死了」，当时确实在媒体里已经极少听得到相声表演，上一辈精采的相声演员演电影的演电影，开集邮社的开集邮社，移民的移民，其他为了糊口，相声演员多半能改行的都改行了，所以各种北方相声、南方滑稽、说说唱唱等节目，渐渐地已听不到了。

替相声写一个祭文

我在刚出道的那几年，廿八岁那年吧！参加了一部国片演出，巧遇小时候的相声偶像演员——魏龙豪先生，魏叔也知道我这个新演员，不见外地与我聊起天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些年在收音机里都听不到您们精采的相声表演了？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魏先生百感交集的表情，大略就是说，环境不行了，新段子难产，老段子听多了，收入过于微薄，社会地位偏低云云，许多好友，例如葛小宝也曾三番五次地希望他们坚持下去，但是，他还是不后悔不再讲相声了。

当时已经在兰陵剧坊相识、合作过的赖声川与李国修、金士杰，针对相声的消失，本来他们是要做一出相声剧，透过相声这件素材，表达一个主题：「文化」这个东西会因为一个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文化」这个东西也会悄悄地就跟我们说再见了。换句话说，他们想用一次相声剧的演出，来表示对于相声在台湾的消失，作一次哀悼，替相声写一个祭文吧！

这就更好玩儿了。

制作当年，金士杰恰好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赞助去美国游学去了，声川和国修就找上了我，一聊，我说好哇！相声我从小就爱听啊！可是爱听不表示就能讲啊！更别提怎么编写怎么创作。于是，三人大量收集了当时海峡两岸所有出名相声演员的录音带开始听！听了又听，记下笔记、反复讨论。我和声川又去听过一次魏龙豪先生的演讲，暸解相声的结构法，最主要的还是三个人听了很多的录音带，而且是认真而有心地在里面找方法。找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不管是否经过三年拜师、五年出师，或者是否练就什么「说、学、逗、唱、捧」等相声的基本动作，就凭著赖声川─一个让我们俩信得过的舞台创作导演，还有国修编、写、演过电视短剧，我在短剧和二千场左右的西餐厅秀累积的经验 ，再加上我们对相声的热爱，就不论成败地、也没什么压力地，开始替相声写起「祭文」来了。

没有包袱地发展出一个个「包袱」

「祭文」让人联想「生」与「死」的关系，往往透过某一种仪式，或者一篇有感情的祭文，重新演绎出死与生的关系，这种虚中带实，实里又带著几分诡异，在手法上又是寓传统于现代，以相声的方式，说出来的语言戏剧，在我们三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心态下，该做历史调查的去做历史调查，该有感而发就别憋著，每天嘻嘻哈哈地工作到深夜，有的时候愁眉深锁一夜未眠地去地去设计如何安排一个包袱。

由于没人逼著我们硬要做什么，由于票房的压力不存在，（那年月舞台剧能演出就不错了，没人去想票房）由于三个人的创作理念接近，也由于三个人都还年轻，我最老，才卅三岁，都还很有闯劲儿，也都有足够的热情，用了半年的时间，删掉了大约四倍的长度，最后变成了我和国修在台上演出的长度。

国修的思想够现代，表演语言非常精准，有我完全没有的一种情绪组合法，他在〈台北之恋〉的段子里述说了一段只有一个钟头的恋爱故事，语气、节奏特准。在〈电视与我〉里替我帮腔的表演，更是浑然入里与说者完全合一，我在帮他的〈台北之恋〉段落中，便显得暴燥过多。在那两个段子里，我对国修无形的表现，百听不腻，每每赞赏。

当然，如果没有廿八岁就得到柏克来戏剧博士的赖声川的旁观、监督、规划，我和国修的表演经验，自创的能力，就不太可能长成如此的形状，我们三个人的幽默感，也未必就能发酵起来，以至于让久违的台湾相声，得以复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