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澳洲的洛伊．纽森，一本真率坦荡的个性，二十年来，他不让媒体拍照，因为他觉得「媒体要我的照片是因为我的作品要发表，为什么不用作品的照片呢？」
DV8成立了快二十年，仍然挤在伦敦东区一个艺术团体共用的办公角落里。
在如山的文件与档案之间，三个工作人员埋首于电脑萤幕前，一个身材中等的光头男子背对著门，挤在拥塞的办公桌间讲著电话，喧哗人声中，远远得就看见了他们。
一个创作总是惊世骇俗的作业总部，DV8挤身于一个墙面贴满了海报的角落里。
侧身挤进了DV8的角落，每个人仍沈浸在自己的电脑萤幕前，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蠢，站在一个不属于我的空间里，迟疑著是不是该开口，光头男子回过身来，一双清澈的眼睛望著我，向我点了点头。那会是纽森吗？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怪嘛！
只能看到后脑勺的艺术家
纽森在舞蹈界是以「怪」出名的，除了他的作品惊世骇俗、经常让人坐立难安之外，他两三年才发表一个新作，花很长的时间在田野调查以及训练发展上，很少制作旧舞作，因为嫌它无趣、挑战性不够。私底下，其为人之低调更是少见。不管怎么说，表演家总是爱现的嘛！偏生此翁不落俗套，不愿宣传自己，也不给拍照。
问他为什么不让人拍照，他的理由很简单：「媒体要我的照片是因为我的作品要发表，为什么不用作品的照片呢？」有一回，澳洲出版界为配合公元二千年的奥林匹克，出版了一本五十个杰出澳洲人的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纽森，但他硬是不肯拍照，最后勉强给照了一张后脑勺，还数说了人家一顿：「要找杰出人士，我妈比我强多了，她是个比我更好、更仁慈、帮助过很多人的好人，我算是什么？」据说连云门艺术总监林怀民有一次也见识过他的「怪」，在一次艺术节各家舞蹈大师群聚的合照场合，他也照样以后脑勺子奉上。
倒不是矫情，他真是讨厌「名流文化」，更不愿被迫作文化名人，而失去了自由。在一九八六年DV8首演时，纽森曾被说服拍过一次「宣传照」，立即就后悔了，自此近二十年再也不肯拍照。他说：「如果人家不认得我，我就一直可以维持我作为社会『观察者』的身分。」从一九九二年作品Strange Fish后，他就结束了舞者兼编舞的双重身分，跳出来专心创作，于是作一位永远的观察家，渗透社会的肌理似乎正是纽森的创作动能，用肢体语言撰写文化批判是他的创作理想。
不断的自我质询、几近天真的坦荡
与纽森的对谈很有趣，动不动，他就自言自语地反驳自己的说法，不时变换角度，权衡不同面向观点，好像自我质询般：「要不要说真话？为了什么要说真话？吐露实情是为了真相？还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要说多少真话？」有时听似是个问题，有时又像是自我辩解。
时不时，他就会反问你一个有关「你」的问题，例如：「你为什么这么说？」「那么你呢？」「你觉得呢？」「这在台湾环境里成立不成立？」倒不是他生性就爱刺探隐私，而是一种对人与文化基本的好奇与兴趣。这种几近天真的直率，让这位来自阳光国度──澳洲的「外国人」，身处理性疏离与层层自我保护的英国社会中尤其醒目，直条条地挑战阶级禁锢依旧牢固的社会肌理，而这古老帝国里层层的阶级禁制与文化压抑，则成为他的创作资源。
他作品中几近残酷的直截了当，刺激著观众习以为常的视觉习惯与唯美经验，他要挑战的不止是观者的视觉，更是对灵魂、最底层的欲望、心性、动机作严峻的检查。凡是现今社会中的虚伪、造作、浮夸、排他，这些个层层叠叠的虚枉与做作，在他那亮澄澄的目光下，似乎都要生吞活剥似地都现了形。
创作永远是为了「有话要说」
在八○年代的英国，柴契尔主政，新保守主义当道、国营事业全面民营化，社会上似乎弥漫著一股沈重灰涩的气压，「金钱至上」的原则让艺术界抓狂，DV8（英文发音等同Deviate，意思是：背离常规、偏离常态）就是在那种氛围下成立的。纽森说：「我们当时以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现在回头看看，才知道无力可回天。今天的商业至上风气比以前更甚，很多朋友开始做商业作品，我不怪他们，只要我自己不做就好了。」
除了英国艺术协会（Arts Council England）的赞助外，DV8主要依赖与欧洲各地剧院「合制（co-production）」所提供的经费维持创作。最近，一家跨国公司找上了纽森，出资委托创作，大笔送上门来的银子被谢绝了。纽森说：「我创作是为了『有话要说』，表达的是与我生活有关、让我思索检验的议题，我不能做别人的作品、代别人发声。」这就说明了为什么DV8成立二十年后仍挤在伦敦东区的小办公室里，为什么DV8不追逐艺术节与艺术经纪人，为什么纽森仍能维持干干净净的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