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古典音乐名曲票选，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诺夫、林姆斯基–柯萨可夫的名作总不会缺席。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俄罗斯渐渐接触西欧主流文化艺术，十九世纪下半始有第一出俄文歌剧，一八六○年代才成立两所音乐学院，俄罗斯却在短短不到一百年中，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音乐人才来源之一。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舞者、音乐家在欧洲与美国都成为艺文圈话题人物，而苏联钢琴家与欧美钢琴家在国际大赛的较劲往往被比拟为音乐界的「冷战」到「星战」。

这艺术霸业的兴起，得从彼得大帝身后谈起。

全然移植，歌乐为核心

十八世纪之前俄罗斯并非没有作曲家，但宗教、仪式音乐与因应场合而谱写的舞蹈音乐的作者并未留名。另外，东正教教会也一直将音乐视为宗教的附属品，直到十八世纪中，俄罗斯「音乐」方成为「专业」或是「职业」之一。

一七二五年，将俄国引领进入欧洲主流政治圈的彼得大帝驾崩，由皇后继位为凯萨琳一世，虽然史学家认为凯萨琳一世与安娜一世奢华无度，毫无政绩，但俄国音乐却因此脱离近千年对宗教的依附。

安娜一世在政治上背弃彼得大帝创制的民主议事雏型，使贵族特权重回朝政；然仿效西欧宫廷的奢华，却带动设立乐团的风气，也使学校与私人音乐课成为时尚，军校不但有音乐课，还配合教授各种宫廷舞步。安娜一世也下令在今日乌克兰境内成立歌唱学校（只收男生），以储备宫廷所需歌唱新血，东正教仪式中甚为重要的人声合唱，由于皇室赞助而更上一层楼成为俄国音乐显学；这个歌唱学校也是俄国的音乐学院成立前主要的音乐教育机构。

安娜一世重金礼聘当时欧洲最炙手可热的义大利歌剧团，由阿拉雅（F. Araya）率领的义大利音乐家们成为俄罗斯皇家乐团，也带进欧洲乐团排练概念、作曲理念与音乐潮流，对俄罗斯音乐功不可没。

从移植到深耕

安娜一世虽开启通往西欧音乐之窗，但其「独尊日尔曼」的霸道，令俄罗斯朝臣大为反感，幸而继位的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一世颇能服众，她通晓多种语文兼有良好音乐艺术素养，将法文正式明定为俄国官方语言，事事仿效法国宫廷，力使圣彼得堡成为欧洲最闪亮繁华的都城。俄罗斯的歌唱水准更在此时达到颠峰，伊丽莎白一世甚而与歌唱家罗增（A. Rozum）结为连理；她也下令建造俄罗斯剧院，俄罗斯音乐与舞蹈兼容并蓄的戏剧传统由此发韧；连甫成立的美术学院都在书瓦诺夫（Shuvanov）公爵规划下兼重音乐美术，不少作曲家亦出身美术学院。

一七六二年凯萨琳二世登基，广邀欧洲各地艺术家到俄国挥洒创意。这位德国公主远嫁俄国后积极学习俄文、吸收俄罗斯文化，慷慨赞助各种艺术创作与演出，可说是俄国政治文化昌盛时期，女王更下诏赞助剧团巡演，将高水准的演出远播全国。在凯萨琳二世女王时期，「巨石剧院」落成，这座外观典雅秀气，有著罗马神话戏剧女神米聂娃在入口处守护的剧院屹立至今，就是世界知名的圣彼得堡马林斯基（Mariinsky）剧院。

「歌唱」是核心价值－Capella的地位

虽然世人多半由十九世纪晚期瑰丽的俄国器乐作品认识俄国音乐，但声乐才是俄罗斯音乐最深最远的根基。俄文的音乐史课本中常说「歌」是音乐中最 “популярный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popular and democratic”）的音乐形式。用到“популярный” 和”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这两个字，阐述的是歌曲「贴近普罗全民」，或引申为「不分尊卑不分能力人人皆可」的特质。

在俄国，合唱指挥的地位与交响乐指挥不分轩轾；事实上，俄罗斯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伊始于歌唱学校，不论是十八世纪中期乌克兰歌唱学校，或十八世纪末于圣彼得堡成立的皇家歌唱团（Royal Capella），都以培养皇室所需之专业歌者为目的，至今俄国音乐院教育体系中，指挥学生仍分属管弦乐系与声乐系，泾渭分明。

有了充沛的歌乐基柢，加上皇家「强力进口」义大利歌剧，密集学习与欣赏综合了多种表演与造型艺术的精粹，使俄罗斯乐界迅速吸收西欧精华，旋即于十九世纪末快速窜起，成为音乐世界不可忽视的强权之一，而歌乐正是俄罗斯音乐在欧化与保持本土特色两种路线间的交集，融合了「语言特质」的「歌唱性格」更是诠释俄罗斯音乐万万不可忽视的一点。

也因此，「爱乐协会」所属团队虽闻名于世，在俄罗斯音乐传统中，皇家歌唱团却拥有更崇高的地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为倚重皇家歌唱团总监波特尼杨斯基（Bortnyansky），任其独揽大权数十年，沙皇甚至下令，没有波氏的核可，即便是教会合唱作品都不准发表。一八八一年柴可夫斯基的《圣约翰礼拜曲》Liturgy of St. John还被该团总监巴赫梅提耶夫（Bakhmetev）禁唱，虽后来获得平反，此曲仍被排除于东正教教会曲目之外。

在圣彼得堡音乐院成立之前，皇家歌唱团是俄国本土音乐人才的主要来源，集歌唱家与超凡小提琴家于一身的亚利克谢˙尔沃夫（A. Lvov）在皇家歌唱团增设器乐部，训练小提琴学生，被尊为俄国音乐之父的葛令卡（M. Glinka）就是毕业生之一；尔沃夫的小提琴神技曾令舒曼大叹「若俄罗斯小提琴家都像亚利克谢，那欧洲人都该到俄罗斯拜师」，故俄罗斯小提琴学派可说由此萌芽。

特别的个人造就伟大

俄罗斯、俄国、苏联、独立国协俄罗斯联邦…不管是那一个时代的称呼，这个举世最辽阔的国家，却很少忘记历史点滴里的「个人」成就。在俄罗斯城市街头，杰出的音乐家、诗人、文豪、导演、演员…的纪念碑就在屋簷、在窗台上默默地守护著这个他们以生命热爱著的土地。

莫斯科音乐院小厅（Maly Zal: Small Hall）的入口处镶著一块低调的石碑，刻著历来音乐院杰出教师与校友的名字；由菲尔德（J. Field）、李斯特（F. Liszt）、布梭尼（F. Busoni）到拉赫曼尼诺夫，由非常「欧洲」到纯然「俄罗斯」的姓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家，也为十九世纪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带来繁花似锦，在大街上、在宫廷里，法文、德文、俄文、义大利文、荷兰文、瑞典文…交杂出各自为政的人语复格（Fugue）热闹不下于今日国际大都会。

俄罗斯对音乐人才的重视程度是我们难以想像的。

一九四一年欧战期间，大批音乐院师生、交响乐团、歌剧院等机构的音乐家被集体撤至中亚，我已仙逝的恩师马里宁（E. Malinin）、举世著名的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都是这群遭逢大战的音乐院新鲜人。音乐院师生在克难的环境中继续求学，职业音乐家们则成为「理所当然」的劳军团，钢琴巨擘李希特、吉利尔斯都有许多在营地、甚至军用卡车上演奏直立式钢琴的留影。

俄罗斯家财万贯的贵族也是各种音乐作品的催化者。十八世纪末，圣彼得堡乐界活动频繁，收费制的音乐之友协会方兴未艾，音乐会还在畅销的《圣彼得堡时报》登广告，宫廷也继续委托外籍作曲家创作；经由政治婚姻、外交流通，经典德奥作品也进入俄国，长驻维也纳的俄罗斯大使拉祖莫夫斯基亲王（A. Razumovsky）倾力于俄欧音乐艺术交流，若非莫札特不幸早逝，可能会在亲王的安排下成为俄罗斯宫廷音乐家。今日到俄国的游人莫不惊叹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南北两都会建筑的宏伟壮丽，的确，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当年沿运河在圣彼得堡兴建一栋又一栋暗中较劲的豪宅，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家庭小剧院，谢瑞米提耶夫（Sheremetyev）家族所留下的建筑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都成为艺术栖身之所，而莫斯科音乐院就曾是权倾一时的佛隆搓夫（Vorontsov）家族的产业。

新旧两都、南拳北腿

莫斯科原是古俄罗斯公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却是彼得大帝强国计划下刻意发展的繁华都市。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像两地语言腔调的差异一般，没有对错，只有品味与选择差异。

音乐上亦如是。一八六二年，孟德尔颂的好友安东˙鲁宾斯坦在圣彼得堡创立俄国第一所音乐院，就令指挥兼钢琴家毕罗（K. von Bülow）大叹：「圣彼得堡音乐院在仅仅两年之间，即足以令我们德国的音乐院相形失色…」，而所谓的「俄国演奏学派」也就在鲁宾斯坦领军的二十九位顶尖教师手中逐渐形成：大提琴家大卫多夫（K. Davidoff）、出身匈牙利的小提琴家奥尔（L. Auer），将西欧演奏训练传统融合在俄罗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中，发展出浓郁深刻的技巧与诠释风格。

圣彼得堡音乐院较莫斯科音乐院早四年成立，但圣彼得堡的钢琴传统，却是尼可来耶夫（L. Nikolayev）这位莫斯科音乐院毕业生所传下，尼可来耶夫在莫斯科时师承拉赫曼尼诺夫，毕业后即获聘至圣彼得堡音乐院，萧斯塔可维奇就是他众多杰出学生之一。其实两所音乐院在在音乐传承上各取所需，在钢琴上也许莫斯科强烈鲜明的表现主导俄罗斯的钢琴学派，而在指挥与弦乐器表现上，涵括了歌剧、芭蕾等体系的圣彼得堡音乐院师生中，可说处处星光熠熠。

从彼得大帝以降，圣彼得堡一直是各种「进口」的表演艺术活动重镇，最顶尖的歌剧、芭蕾人才都长期驻在俄京，这种悠久的传统陶养出的鉴赏品味不是超凡技巧可轻易取代的，这或许就是虽然俄国有波修瓦剧院（Bolshoi，正确的译名应该是「大剧院」）的歌剧与舞者虽夺目光彩，还是无法割舍马林斯基剧院所承继的优雅品味。

在这种渊博中，圣彼得堡的指挥传统扮演不可忽视的重责。二十世纪初，切列普宁（N. Cherepnin）开授指挥课，其高徒高克（A. Gauk）门下有两位被视为俄罗斯指挥学派代表人物：掌理列宁格勒爱乐半世纪的穆拉汶斯基，以及选择献身教育的穆新（I. Musin）。穆新孜孜不倦耕耘出著名的圣彼得堡指挥技巧，其《指挥技巧》与《如何训练年轻指挥》两书是晚近指挥学生必读书目；包括圣彼得堡爱乐音乐总监泰米卡诺夫（Y. Tirmikanov）、马林斯基剧院总监葛济夫（V. Gergiev），以及夺得卡拉扬指挥大赛桂冠的三杰：前莫斯科爱乐总监辛耐斯基（V. Sinaiisky）、曾掌法兰克福交响乐团的马可维奇（O. Markievitch）、提托夫（A. Titov）都是穆新弟子。

全面的移植到全面的自立

俄国音乐界对传统的重视超乎外人想像，也许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使得俄国音乐的发展，在十八世纪全面移植西欧主流之后的一个世纪之间，就能自立治学严谨足以与西欧匹敌的学院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的战乱与高压统治之下，淬练出凛凛不可小觑的实力与成就。所谓「全面」移植，表示十八世纪晚期，在皇室主导下极度西欧化的俄国中上阶层，移植了西欧艺文圈的所有活动，从专业与业余的学习、演出，到专业与业余的记录报导、乃至评论都出现在俄国，而接受西欧教育与思想薰陶的俄国仕绅阶级、实业家受到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风潮影响，纷纷以赞助本土艺术家为时尚，几位兼有财力与文化修为的人物，如大力提倡华格纳音乐的乐评人西洛夫（A. Serov）的文章，就强烈地左右十九世纪中到晚期俄国音乐界的主流看法，我们几乎可说，天时、人和，触发了俄国音乐的自主性。

异国空气无法激发我的灵感, 因为我是俄国人——我的同胞和我永远都带著祖国的印记

——浦罗柯菲夫于一九二○年代

 

即便他们砍断我的双手， 我还是会咬著笔继续谱曲

——萧斯塔可维奇之子转述父亲于一九六○年代所言

 

文字｜颜华容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纪念音乐院钢琴演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