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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本刊资料室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冰砖四国 北方惊艳

书写灵魂的重量

俄国文学探秘

因为冬日漫长,所以俄国人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去幻想,也造就了无比璀璨的文学世界。在俄国,文学不只是文学。对俄国人来说,艺术的世界往往比现实的世界来得真实,文学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美的乌托邦」,俄国人是通过文学所立的命题,来考虑人生的走向,思索国家未来的道路。

因为冬日漫长,所以俄国人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去幻想,也造就了无比璀璨的文学世界。在俄国,文学不只是文学。对俄国人来说,艺术的世界往往比现实的世界来得真实,文学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美的乌托邦」,俄国人是通过文学所立的命题,来考虑人生的走向,思索国家未来的道路。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折射

俄罗斯从基辅罗斯开始,历经鞑靼的统治、封闭的莫斯科公国时代、彼得大帝以后的西方时代,以及苏维埃时期的集权统治,断裂的历史发展,造成其民族性格矛盾多变;就信仰而言,从多神信仰到东正教,信奉「弥赛亚—末日论」的俄罗斯民族依然保存了原始的狂热特点;就社会阶层来说,恭顺的农奴中,却也有不少逃奴在顿河沿岸形成哥萨克部落,并产生拉辛和普加契夫两位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物。两极、矛盾的民族性格,也同样折射于俄国文学之中。

俄国作家都有很深刻的宗教精神,也因此特别重视道德的探索;面对生命与死亡,以及存在的短暂等问题时,往往陷入悲观的沉思;但是俄国民族性格中存在的乐观因子,又让他们相信善与美,并试图用谐谑的眼光看世界。

唯普希金是尊的俄国文学

俄国文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地处欧洲边缘的明珠,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A. S. Pushkin)升至穹苍后才现芳华,并造就其后出现的几位大家。他为莱蒙托夫(M. Lermontov)树立精神典范,没有他,也不会有果戈里(N. Gogol)的名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果戈里说过:「普希金是一个超常现象,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灵魂、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也强调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普希金,我们就不可能以那种坚定的力量确定我们对俄罗斯独立的信念。」

在《尤金‧奥涅金》中,他以奥涅金的角色刻画出当代贵族社会中「无用人」的形象;在《驿站长》中写出低阶官员的弱势与无奈,创造出「小人物」的形象;在《上尉的女儿》中,他回顾农民起义的历史,毫无保留地表现对普加契夫的好感;在诗歌创作中,他讴歌情爱、自然的美好,也深刻思考诗人的使命与地位。

高尔基说过,普希金是「一切开端的开端」。在他之后,俄国文学才真正具有民族文学的特色。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象征,他是后世诗人作家的创作缪斯,更是俄国文化的一个神话人物。

关怀社会的俄国文学

在俄国,文学的功用不在提供美学上的享受,而在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怀,表达道德和人道思想。从《驿站长》开始,到果戈里的《外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穷人》及契诃夫(A. Chekhov)的《小官吏之死》等作品,十九世纪的作家将目光投注官僚体系的最底层,写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义对待;而屠格涅夫(I. Turgenev)的《猎人日记》、列斯科夫(N. Leskov)的《左撇子》则对俄国农民及普通俄国人纯真、天才有深刻的描绘;高尔基(M. Gorky)的《在底层》、萧洛霍夫(M. Sholokhov)的《人的命运》等二十世纪优秀的写实主义作品,也都描写动荡社会中小人物的悲苦命运。

此外,俄国作家还热中以宏伟的史诗形式表现大时代的氛围,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斯特纳克(B. Pasternak)的《齐瓦哥医生》等作品都以「人与历史」为主题,描写战争期间俄罗斯人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或者他在历史洪流中的定位。

讽刺的俄国文学

不是所有俄国作家都用严肃沉闷的口吻来反映现实,果戈里在喜剧《钦差大臣》和「叙事长诗」《死魂灵》中以讽刺的话语描述俄国的地方官吏与地主的众生相,引人捧腹大笑后又落入忧郁的沉思,果戈里这种「笑中带泪」的故事风格成为俄国讽刺文学的传统。

果戈里之后,还有萨尔特科夫–谢德林(M. Saltykov-Shchedrin)、契诃夫等人继承衣钵,苏联时期则以布尔加科夫(M. Bulgakov)、左琴科(M. Zoshchenko)为果氏幽默的代言人。布尔加科夫更青出于蓝,在作品中加入怪诞、魔幻的元素,用超乎寻常的情节,生动地突显现实。

俄国的幽默讽刺文学就像一面哈哈镜,从表面上看来,人物影像因扭曲变形而引人发笑,然而若将镜面恢复正常,其中所呈现的真实却令人为之一震,进而发人深省。

「诗人都是侨民」

俄国的作家执著于对真理的追寻,往往大胆直陈现实,争取更多的自由,下场却是不见容于专制的沙皇体制,而遭受流放或流亡的命运。十九世纪的流放地通常是南方的高加索或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曾被流放高加索,杜斯妥也夫斯基则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

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出现过世界罕见的流亡作家潮。十月革命之后,很多俄国作家不认同新的政体,纷纷从克里米亚半岛出走至君士坦丁堡,再转往欧洲其他城市,或从西伯利亚辗转前往哈尔滨或上海。有些作家则是在新建政权的坚持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搭上官方准备好的「哲学船」,被迫离开祖国。

但是有更多的作家因为割舍不掉对土地的热爱。选择留在俄国的作家们,因仍秉持俄罗斯知识份子的良心,受到当局的压迫,成为「内在的流亡者」,精神上所受的折磨,绝非常人所能想像。巴斯特纳克小说《齐瓦哥医生》的手稿由义大利记者带往欧洲出版,因为小说中所展现的抒情叙事风格而得到关注,于一九五八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通知作家协会逼迫巴斯特纳克拒绝领奖,否则要将他驱逐出境,在作协大会上,成员纷纷发言攻击作家,最后还将他开除,作家因此郁郁寡欢,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不到两年就与世长辞。

女诗人茨维塔耶娃(M. Tsvetaeva)曾说过:「事实上,所有的诗人都是侨民,即使在俄罗斯国内。」无论是境外侨民或境内侨民,在俄国作家的意识中,生活的避难所不是他所生活的国度,而是创作,是语言,是记忆,而这些不回避自己时代的作家,才能突破时间的藩篱,在共产体制瓦解后,回归自己的祖国。

俄国文学──美的乌托邦

俄罗斯土地广袤,森林众多,且地处寒带,冬季漫长,所以俄国人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去幻想。如果仔细阅读俄国文学史,不难发现很多的俄国作家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他们用诗咏叹自然之美,用诗抒发情怀;再用散文刻画现实,描绘当代人的肖像。俄国作家以知识分子漂泊的心灵,一方面针砭现实,直视生活的丑恶,另一方面又坚信美的力量,想借此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俄国,文学不只是文学。对俄国人来说,艺术的世界往往比现实的世界来得真实,文学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美的乌托邦」,俄国人是通过文学所立的命题,来考虑人生的走向,思索国家未来的道路。俄罗斯文学背负著人道主义与宗教使命感,或许内容太严肃、沉重;在咏叹土地和自然时又太过细腻、琐碎,这一切在阅读时所产生的矛盾感受,只能印证俄国文学的深刻,以及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特殊的艺术气质。

理智无法了解俄罗斯,

一般尺度亦无法衡量:

她有股特殊气质──

对俄罗斯只能笃信不移。

——丘切夫(F. Tyutchev)。

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戈里、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灵打下深深的烙印。

——阿摩斯.奥兹(Amos Oz,以色列作家)

俄国文学长久以来就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学灵魂的一部分。

俄国文字最珍贵的特点是深刻、严肃、质朴、纯真、高尚、正直。

——布宁(I. Bunin,俄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文字|鄢定嘉 政治大学俄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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