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莫札特是个世上少见的神童，三岁开始弹琴、六岁开始作曲，而且无师自通就学会了拉奏小提琴。

莫札特的父亲早早带著他辗转在各家王公贵族宫廷里表演。莫札特的音乐令人迷醉，而他那分明就只是个儿童的模样更令人惊异。

有一天，莫札特又到了一个他没去过的贵族家，照例演奏了他自己新近谱写的曲子，照例赢得了大人们的种种赞赏。音乐会结束了，不过才十岁左右的莫札特，按捺不住调皮的童心，在人家豪华宽敞的饭厅里奔跑喧闹起来。仆佣们尴尬著，不知该用对待小孩的态度还是对待宫廷乐师的态度，才算合宜。就在他们犹豫间，莫札特跌了一校，痛得哇哇大哭起来。

与玛丽．安东涅相遇

幸好这时贵族家一位年纪相仿的小姐姐，对莫札特伸出了手，将他拉起来，并温柔地安慰他，要他别哭。美丽又细致的小姐姐，让莫札特忘了痛；而鬼灵精怪的莫札特，也让平常规矩端庄的小姐姐释放了童心。两个人躲进餐桌下，藏在桌巾布帏间，玩了一下午。

莫札特必须离开了，舍不得的情绪使他向小姐姐脱口说出：「我喜欢妳，长大以后我要娶妳为妻。」小姐姐脸上闪过欣喜与遗憾，她不得不诚实地对莫札特说：「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嫁给一个宫廷乐师。」能够充分掌握音乐的莫札特，还无法充分理解十八世纪欧洲的贵族阶级结构，他不管那么多，他问小姐姐的名字，以便将来回来找她。

小姐姐回答：「我的名字是玛丽．安东涅（Marie Antoinette）。」

玛丽．安东涅当然没有嫁给莫札特，她嫁给了法王路易十六，后来成了法国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邪恶对象，最后跟路易十六一起上了断头台，在几十万巴黎市民面前，结束了她的生命。

莫札特与玛丽．安东涅的幼时相遇，这流传许久的故事，应该是虚构杜撰的吧！不过，感谢这样一个其实不怎么有创意的故事，提醒了我们一件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生于一七五六年的莫札特，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动荡、混乱的欧洲，他甚至活过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到一七九一年去世。

「我就是个俗人啊！」

似乎很难将莫札特和法国大革命联想在一起。因为他的音乐，如此忠实地遵从古典主义内在精神，光明、平衡、有秩序，永远带给人高贵舒适的愉悦感受。那里面，怎么可能听得到巴士底狱的怒火，或断头台前鼓噪的暴民吼叫？是不容易听到，但却也不是绝对没有。

电影《阿玛迪斯》参考莫札特的传记资料，在银幕前塑造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惊骇的莫札特形象。最是令人难忘的，除了莫札特那刺耳难听的笑声之外，应该就是他竟然可以大剌剌地对著王公贵族们宣言：「我就是个俗人啊！」（But, I'm a vulgar man!）

电影里，莫札特之所以说这句话，因为别人批评他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俗得不堪入目」。是了，《费加洛的婚礼》，是莫札特作品中，最世俗、最通俗，也最庸俗的一部。

「俗」的地方，不在音乐，而在剧情，尤其是剧情里所反映的阶级立场。整个故事开端于贵族领主阿玛维瓦伯爵自以为开明地废除了中古传下来的「领主权利」——可以自由夺取庄内侍女初夜贞节的权利。阿玛维瓦倒不是真正相信，领主不该拥有那么大、侵犯性的权利，他想像的是：因为表现得那么大方慷慨，侍从侍女们一定会分外感激、崇拜领主，她们会自愿送上初夜肉体来！

平日服务贵族的音乐，转而嘲讽贵族

换句话说，这个领主非但不是退让，而且还妄想更大的权利。《费加洛的婚礼》是四幕闹剧，而闹剧的基础，正源自贵族领主错得不能再错的判断。在大家对领主们享有的荒谬权力日感不耐时，阿玛维瓦搞不清楚状况，搞不清楚自己还能对侍从仆役们施展多少影响，也搞不清楚侍从仆役们拥有的新的智慧与能力。这戏当然很「俗」，因为它完全站在「俗」的一边，讽刺嘲笑贵族，进而欣赏原本地位卑下的人，如何反过来戏弄地位高的人。这种戏，谁会觉得好看？当然是那些兴奋期待看贵族出糗的人，而不会是莫札特要服务的王公大臣了！

《费加洛的婚礼》歌词是罗伦佐．达．彭特（Lorenzo de Ponte）写的，所以戏中对贵族的敌意，不能都算到莫札特头上去。不过电影里描述的，贵族观众对《费加洛的婚礼》的反应，却并非无据，因为他们听到了──莫札特竟然将平常用于服务他们的音乐，用在对他们而言再俗再丑陋不过的戏剧上！

这样说吧，对于贵族的反感，必然随时存在于仆佣农奴的心里，只要有机会，这种情绪就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像《费》剧的主题及其尖刻戏闹，不会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是、奇特的是，这题材、演出都以通俗为乐的戏，现在竟然配上了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音乐！

莫札特的音乐，使得达．彭特的剧情，增添了不可想像的力量。加了莫札特音乐，这戏就成了「混种」的产品，无可定义归类的东西。既非俗也非雅，倒过来看，既雅又俗。

创造了一出「跨界」的戏

  在这里，莫札特毕竟跟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精神，搭上了线。阶级界限在动摇，社会品味跟随著在动摇，事实上，原本古典主义的平衡世界观也一起在动摇。《费加洛的婚礼》里的音乐，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曲风，然而将这种曲风嫁接去搬演侍从仆役的风俗闹剧，这件事本身，一点也不平衡，一点也不安稳。

莫札特创造了一出「跨界」的戏。重点不在于他是个「俗人」，而在他是一群衣冠贵族间，惟一一个「俗人」，而且不惮于伸张自己「俗人」的身分与原则。众多「俗人」聚在一起，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一个如是浸淫于「雅」的贵族音乐内部，却又可以不改其「俗」性的莫札特，那就不一样，那就珍贵了。

聆听《费加洛的婚礼》，让我们省思：创造性的破坏，往往来自于群体中出现了格格不入的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好的企业组织不能有太高的同质性。最稀奇、最值得被保护的资产，是那种懂得如何运用形式语汇，然而内在却从来没真正认同形式背后价值的人，他们最有机会创造出惊人的价值来。

《费加洛的婚礼》里那个既端庄又促狭的莫札特，是我们最清楚的例证。

（编按：本文转载自《费加洛的婚礼》，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六月出版）

 

文字｜杨照 作家、评论家、《新新闻周报》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