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回瞰，最大的感受，是看见国内表演艺术环境的大幅改变。
廿年前，台北的音乐展演场所大概只有国际学社、三军球场、实践堂、中山堂，如今大多已拆掉或改建。那时的中山堂空调噪音嘈杂难以解决，演奏会偶尔才举办；国际学社规模较小；三军球场宽阔得多，也比较重要，美国费城管弦乐团首次来台就在那里表演。
乐器的来源和场地一样有限。记得《功学月刊》的主编一度有意邀请钢琴大师鲁宾斯坦来本地演出，却无法如愿，原因就在于少了一架「名琴」，台湾所能找到最好的钢琴是演奏会用的YAMAHA，但是大师「没有听过YAMAHA」——鲁宾斯坦的秘书是这么回绝的，那一封回拒信给原原本本刊到了月刊上。「没听过」当然并非事实，以往国际音乐家赴远东演出，东京是首要据点，必然要造访东京 YAMAHA HALL；真正原因大概是世界级音乐家都和名琴签了约，不便使用他牌乐器。不过，当年台北排不上亚洲巡回的考虑名单，却是不争的事实。
有个故事，今天大概很难想像：名钢琴家藤田梓办了一场音乐会，曲目中列出挪威作曲家葛利格（Edgard Grieg，1843-1907）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现场却不见管弦乐团；当年虽有省交，藤田女士却选择了播放音乐系学生练习专用、类似卡拉OK的伴奏带，可以想见二十年前的匮乏。
廿岁的两厅院可以做得更好：首先，表演空间的主体应该是观众与表演本身，观众也是构成整体的元素，这从服务人员的态度就能清楚地感受出来。其次，两厅院除提供表演空间外，应发挥更广阔的影响力，将表演艺术的文化气氛延续到生活，这一点可向日本的美秀美术馆看齐，他们从交通到衣食各项细节，都在实践「永续」的概念。最后，两厅院是长久的文化据点，对于演出纪录的保存，除了累积，还可更有效率地运用、推广；既然花力气办了节目，也提供影音资料借阅，不妨提高节目录影品质，让舞台影像的变化丰富些。
再说回多年前那幅画面。光彩夺目的藤田女士只身坐在偌大的舞台上，每弹到音阶下行时礼服滑下肩头，她又趁著音阶上行时顺势将礼服扶起。葛利格那首协奏曲的钢琴与管弦乐要在第一秒同时开场，开场瞬间，藤田女士的钢琴与伴奏带的合奏竟然分秒不差，我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办到的。前阵子我再度到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演奏会，中场时服务人员引了位有年纪的妇人到我身边的座位，那妇人气质出众，很是面熟，但她的面容已使我不能笃定。直到演出再度开始，在黑暗中，妇人的手不自禁地随音符舞动，我才确定，是藤田女士没错。
纪录整理｜郑尹真 特约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