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奥尼尔仍是我最心仪的当代剧作家，他的《长夜漫漫路迢迢》也仍是我盼望能够一再重读的剧本，但这样说又总让我不由想到《双姝怨》，两者在绝对不同的政治立场，生命却同样地弥散著令人心痛的悲伤。因为「性别／身分」是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脉络中被建构，而反映了支配与权力的美丽与哀愁。
新点子剧展—爱情说—《双姝怨》
11/8～10 7：30pm
10/10～11 2：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假若有人问我：最心仪的当代剧作家是谁呢？我毫不迟疑地会说：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他的经典剧作《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1956），从少年时代读到这个剧本开始，至数年前重读一次，同样深深吸引住我，对生命也再一次充满忧伤。
从欧尼尔的诗化写实主义看《双姝怨》
一九一○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小剧场运动，与一九二○年代尤金．奥尼尔在百老汇的崛起是有关连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尼尔具有中产阶级品味的「诗化写实主义」；不可否认，他的个人风格提高了美国戏剧的成熟度。因此，一九三四年莉莉安．海曼的代表作The Children’s Hour（中文剧名沿用电影翻译片名《双姝怨》），出现在「文学剧场」己形成美国剧坛的主流之中，因被认为涉及到当时算是禁忌的「女同性恋」话题，又把主流推进到女性「身分认同」这个敏感的议题上；到了战后像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街车》（1947）等以「女性」作为中心主题的剧作出现，「性别／身分」所意味的女性、人种、性就更进一步成为六○年代在「剧场革命」中的主要议题。这个脉络的发展，也让我在重读《长夜漫漫路迢迢》之余，忍不住会以奥尼尔的「诗化写实主义」比较《双姝怨》在历史命定中的女性。
尤金．奥尼尔的「诗化写实主义」，不只是要书写出语言的诗感，舞台装置及灯光设计也都包含在诗感之中，虽以日常话语的叙述，竟使全剧散发著命运悲剧的象征意味，这样具有壮大感的美学，基本上标榜的仍是异性恋主义的白人男性主体；而《双姝怨》中两位女性主人翁所反映的，又恰恰是被这样的白人男性文化逼回肉体深处，寻觅阴性话语的叙述主体。这样的压抑在《双姝怨》的剧中人身上，与其说是一个弱势阶级的问题，还不如说就是一个跟支配与权力有关的政治问题。
不同的政治立场，一样的生命悲伤
尤金．奥尼尔仍是我最心仪的当代剧作家，他的《长夜漫漫路迢迢》也仍是我盼望能够一再重读的剧本，但这样说又总让我不由想到《双姝怨》，两者在绝对不同的政治立场，生命却同样地弥散著令人心痛的悲伤。因为「性别／身分」是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脉络中被建构，而反映了支配与权力的美丽与哀愁。当我决定把莉莉安．海曼的《双姝怨》搬到台湾的剧场时，我也决定了剧中两个女人的故事，一定要在一个弥散著美丽与哀愁的殖民地发生。
文字｜王墨林 《双姝怨》导演
压抑的女性情感，低歛的形体美学
王墨林《双姝怨》 召唤殖民的身体记忆
文字 廖俊逞
去年得知罹患癌症之后，「死亡」对剧场资深编导王墨林而言，似乎越来越具体，也促使他开始探索死亡与存在的关系，回溯过往记忆，并将之转化为创作美学的思考。他说，最初浮现脑海的是电影《时时刻刻》中吴尔芙的死亡场景，他发现女人对死亡、对身体的态度竟是如此百转千回，如此牵绊、迷人；于是让他决定将年轻时读过的美国剧作家莉莉安．海曼（Lullian Hellman）的剧本《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搬上舞台，透过戏里两个女性之间的暧昧难解的关系，诉说女人深邃幽微的爱与死。
《双姝怨》六○年代曾由好莱坞导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搬上银幕，影星奥黛莉．赫本、莎莉．麦克琳主演。王墨林依据原剧的第三幕而改编为一出独幕剧，背景从美国置换为一九四○年代殖民时期的上海和台湾，在剧中移植自己童年的身体记忆，渗透殖民文化的美感。「虽然我是外省人，但却是在遗留著日本殖民氛围的眷村长大，住在日式老房子里；出生的时候，是日本接生婆把我接生下来，直到念中学时，每年过年都还有师傅到院子里帮我家换洗榻榻米，而睡在榻榻米上、床顶挂著蚊帐，那种日本房子的身体感，是我不能逃避，也不能掩饰的身体记忆。」
改编后的《双姝怨》聚焦于两个女子相互扶持、相互依恋，却非「女同志」一语可以化约的暧昧情感，她俩既共同拥有过去的记忆，又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从手帕交到相濡以沫，历史即使翻转，她们的心灵却仍然深深囚禁于殖民记忆之中。剧中两个时代场景交相对照，如前世今生，又如时间座标上两座孤岛，不同时空背景，同样的女性命运。王墨林说，他尝试运用极简的剧场美学，几乎不用配乐、简约的灯光、低歛的形体，建构出那个压抑的时代氛围中，一切仿佛停滞，只有时间汨汨流动，两个女子絮絮叨叨、私语窃窃，吐露著她们的美丽与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