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孜孜矻矻的文化行政工作者，其眼见与经历，彷若一篇长达二十年的台湾文化行政史。在工作了二十年之后，她开始反刍过去累积下来的成绩，更清醒地面对今天担任国艺会执行长的工作。
去年才刚刚完成一篇硕士论文，从台北艺术大学传统艺术研究所毕业，外表看起来非常年轻的苏昭英，若是把她目前的工作年资算进去，其实可以说是文建会最「老」的公务员。朋友戏称她从十八岁起就在文建会服务，虽然现实上不可能，然而细看她的资历，苏昭英的职场人生，几乎从大学一毕业就与台湾的文化生态紧扣相连；除了担任过新象艺术中心许博允的特别助理、文建会第三处科员、宜兰县政府秘书、文建会主任申学庸的机要秘书，以及由李远哲主持的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的副秘书长，苏昭英也深入硏究文化政策，担任文化环境基金会文化政策研究部召集人，负责企划主持宜兰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并曾参与台北市文化局初期的筹设，以及当时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催生与设置。
实证经验与理论
《战后台湾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逻辑》是苏昭英去年八月撰写的硕士论文题目；这么一位孜孜矻矻的文化行政工作者，其眼见与经历，彷若一篇长达二十年的台湾文化行政史。没有干练强悍的企业经理气质，也不倚赖典雅富贵的仕绅淑女阶层，她的能力展现在过去数十余篇对台湾文化政策、文化教育与资源的关怀文字里；同时，在忙碌的行政工作之外，也深深浸淫在经验实证于理论的喜悦之中，不断把自己置于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观察角度，在工作了二十年之后，她开始反刍过去累积下来的成绩，更能清醒地面对今天担任国艺会执行长的工作。
「国艺会这套补助制度几乎完美，把文化学者韦伯所主张的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而这是国艺会面临的问题。」苏昭英表示，过去政府透过文建会的操作，把资源挹注到艺文界，所谓的补助政策，就是承办人怎么写，整个公务单位就一路批，呈送到文建会主委面前，由他裁决，批了就算；不像后来国艺会的制度，几乎完全摆脱私人裙带关系，也避免了关说与个人任意主观的影响，就补助这方面来说，完全排除了大家对特权操作的疑虑。但当大家把聪明与精力都放在制度的操作、案件的申请、企画书的撰写与评审的聘用时，若把今年预定八千八百万的艺文补助预算，与国艺会每年几乎花掉六千万的预算比较，身为国家资源的仲介者，「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这套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催生与服务更好的文化艺术？」
寻求理性与服务的平衡
苏昭英坦诚地表示，在目前景气低落的大环境下，国艺会似乎该义无反顾地回应与调整本身的组织架构，以适应台湾整个艺文生态。尽管「文化」与「行政」是两种体质截然不同的专业工作，但作为文化行政者，不要以为自己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也该避免为完全没有理性的文化事务做背书，这该如何找到反思性的空间？苏昭英认为，谨记「艺术」是服务与从事业务的对象，并认清行政工作本身的局限性，就能避免让「工具理性」的手段变成目的，而不致丧失国艺会在国家体系中的功能，这是苏昭英甫上任即与同仁共勉的行事原则之一。
对于国艺会纷扰多年的董事会制、董事长制与执行长制，苏昭英个人认为这从来没有形成她工作上的困扰。国艺会既是基金财团法人，董事会本来就是最高决策机构，而董事长是整个董事会的协调与代表，并非行政首长，也不能以个人意志来决定政策，而是透过合议共识为指导原则，由执行部门百分之百地落实董事会的决议。执行部门和董事长之间的分工，就看董事长如何授权，一切都看彼此的互动。
再续文化行政的渊源
虽然外界对国艺会的新人事任命，有著企图完全切断过去旧政权色彩的疑虑，但苏昭英却说自己与董事长陈其南和国艺会的渊源，其实具有「回到原点」的代表性，甚至能延续当初国艺会设置的意图。
民国八十二、三年，当时的文建会主委郭为藩，倾力推动各项大型文化建设计划，陈其南与苏昭英有机会参与文建会催生国艺会设置条例，以结构性的设计思考国内整个艺文补助系统；在全国十二项建设计划之下，有县市文化发展计划，让文建会拨款给地方文化中心，再透过地方文化中心补助给地方艺文团队，然后在县市的层级之下又有所谓的社区文化建设等等。于是，整个艺文生态形成了一座划分为地方区域、业余与一般性到专业菁英的金字塔形体系，当初便希望中央与全国的艺文补助，能透过不同的计划挹注资源。然而随著政治时空的演化，文建会与国艺会的政策都在变动，国艺会反而被艺文界期待要承担起照顾全国艺文补助的责任，又因著外在景气衰退，政府预算的不足，外界突然看见国艺会内部的问题，包括人事、预算与基金操作等等。
每届文建会主委在国际学术思潮与文化逻辑的制约下，也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使得每年的文化政策都有其特色与局限，苏昭英不认为这一定是坏事；有时候执行政策的当时，并无法了解全貌，一切有待时间的距离，才能看清当时规划的远景。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整合全国的补助资源，避免与如文化局、国立传艺中心与文建会的补助计划重叠，未来董事会将严格执行这样的区隔，让政府的资源更能有效地运用。
对内对外开源节流
从三亿的艺文补助预算，急遽降落到八千八百多万元，苏昭英表示财务的缺口当然要解决。过去国艺会在基金的管理规范下，做了大胆的投资，虽然刚开始是「偷跑」，但也做满了百分之二十，逼近规定金额的上限。尽管委托专业机构操作，努力积极地运用基金，如今也禁不起利率从百分之八骤跌至二点七、二点八左右。报纸写的所有基金操作方式，例如债券等等，国艺会过去都有尝试，但仍抵不过大环境的冲击。苏昭英也曾试著从公益彩券的收入著手，但现在办法的拟定，让整个经费都拨给了地方政府。没想到当初基金会孳息的构想，反而比由政府编列预算的方式更危险、更严重。
究竟该如何挽救艺文界「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窘境？国艺会本身也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张开空荡荡的一双手，也无法保障艺文界的温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昭英对内积极求取同仁的认同与支持，对外还必须配合董事会的积极改造，为国艺会与艺文界求取现实与理想的平衡点，至于该怎么解决大环境的问题，苏昭英也没有答案。唯一确定的是，无论整座金字塔的高矮平均如何，面临外在环境的压缩，每个环节都是紧扣相连，在政治力的运作之下，文化资源必定成为权力刀殂下的鱼肉，除了期待国艺会这样的机构，以及如苏昭英等的新人事为文化界助持之外，中央应该重新整顿全国与地方的艺文补助资源，监督地方政府有效利用文化预算，以使整体文化朝结构性的方向成长。
（本刊编辑 傅裕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