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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台湾文化行政史见证人

访谈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苏昭英

一位孜孜矻矻的文化行政工作者,其眼见与经历,彷若一篇长达二十年的台湾文化行政史。在工作了二十年之后,她开始反刍过去累积下来的成绩,更清醒地面对今天担任国艺会执行长的工作。

一位孜孜矻矻的文化行政工作者,其眼见与经历,彷若一篇长达二十年的台湾文化行政史。在工作了二十年之后,她开始反刍过去累积下来的成绩,更清醒地面对今天担任国艺会执行长的工作。

去年才刚刚完成一篇硕士论文,从台北艺术大学传统艺术研究所毕业,外表看起来非常年轻的苏昭英,若是把她目前的工作年资算进去,其实可以说是文建会最「老」的公务员。朋友戏称她从十八岁起就在文建会服务,虽然现实上不可能,然而细看她的资历,苏昭英的职场人生,几乎从大学一毕业就与台湾的文化生态紧扣相连;除了担任过新象艺术中心许博允的特别助理、文建会第三处科员、宜兰县政府秘书、文建会主任申学庸的机要秘书,以及由李远哲主持的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的副秘书长,苏昭英也深入硏究文化政策,担任文化环境基金会文化政策研究部召集人,负责企划主持宜兰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并曾参与台北市文化局初期的筹设,以及当时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催生与设置。

实证经验与理论

《战后台湾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逻辑》是苏昭英去年八月撰写的硕士论文题目;这么一位孜孜矻矻的文化行政工作者,其眼见与经历,彷若一篇长达二十年的台湾文化行政史。没有干练强悍的企业经理气质,也不倚赖典雅富贵的仕绅淑女阶层,她的能力展现在过去数十余篇对台湾文化政策、文化教育与资源的关怀文字里;同时,在忙碌的行政工作之外,也深深浸淫在经验实证于理论的喜悦之中,不断把自己置于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观察角度,在工作了二十年之后,她开始反刍过去累积下来的成绩,更能清醒地面对今天担任国艺会执行长的工作。

「国艺会这套补助制度几乎完美,把文化学者韦伯所主张的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而这是国艺会面临的问题。」苏昭英表示,过去政府透过文建会的操作,把资源挹注到艺文界,所谓的补助政策,就是承办人怎么写,整个公务单位就一路批,呈送到文建会主委面前,由他裁决,批了就算;不像后来国艺会的制度,几乎完全摆脱私人裙带关系,也避免了关说与个人任意主观的影响,就补助这方面来说,完全排除了大家对特权操作的疑虑。但当大家把聪明与精力都放在制度的操作、案件的申请、企画书的撰写与评审的聘用时,若把今年预定八千八百万的艺文补助预算,与国艺会每年几乎花掉六千万的预算比较,身为国家资源的仲介者,「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这套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催生与服务更好的文化艺术?」

寻求理性与服务的平衡

苏昭英坦诚地表示,在目前景气低落的大环境下,国艺会似乎该义无反顾地回应与调整本身的组织架构,以适应台湾整个艺文生态。尽管「文化」与「行政」是两种体质截然不同的专业工作,但作为文化行政者,不要以为自己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也该避免为完全没有理性的文化事务做背书,这该如何找到反思性的空间?苏昭英认为,谨记「艺术」是服务与从事业务的对象,并认清行政工作本身的局限性,就能避免让「工具理性」的手段变成目的,而不致丧失国艺会在国家体系中的功能,这是苏昭英甫上任即与同仁共勉的行事原则之一。

对于国艺会纷扰多年的董事会制、董事长制与执行长制,苏昭英个人认为这从来没有形成她工作上的困扰。国艺会既是基金财团法人,董事会本来就是最高决策机构,而董事长是整个董事会的协调与代表,并非行政首长,也不能以个人意志来决定政策,而是透过合议共识为指导原则,由执行部门百分之百地落实董事会的决议。执行部门和董事长之间的分工,就看董事长如何授权,一切都看彼此的互动。

再续文化行政的渊源

虽然外界对国艺会的新人事任命,有著企图完全切断过去旧政权色彩的疑虑,但苏昭英却说自己与董事长陈其南和国艺会的渊源,其实具有「回到原点」的代表性,甚至能延续当初国艺会设置的意图。

民国八十二、三年,当时的文建会主委郭为藩,倾力推动各项大型文化建设计划,陈其南与苏昭英有机会参与文建会催生国艺会设置条例,以结构性的设计思考国内整个艺文补助系统;在全国十二项建设计划之下,有县市文化发展计划,让文建会拨款给地方文化中心,再透过地方文化中心补助给地方艺文团队,然后在县市的层级之下又有所谓的社区文化建设等等。于是,整个艺文生态形成了一座划分为地方区域、业余与一般性到专业菁英的金字塔形体系,当初便希望中央与全国的艺文补助,能透过不同的计划挹注资源。然而随著政治时空的演化,文建会与国艺会的政策都在变动,国艺会反而被艺文界期待要承担起照顾全国艺文补助的责任,又因著外在景气衰退,政府预算的不足,外界突然看见国艺会内部的问题,包括人事、预算与基金操作等等。

每届文建会主委在国际学术思潮与文化逻辑的制约下,也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使得每年的文化政策都有其特色与局限,苏昭英不认为这一定是坏事;有时候执行政策的当时,并无法了解全貌,一切有待时间的距离,才能看清当时规划的远景。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整合全国的补助资源,避免与如文化局、国立传艺中心与文建会的补助计划重叠,未来董事会将严格执行这样的区隔,让政府的资源更能有效地运用。

对内对外开源节流

从三亿的艺文补助预算,急遽降落到八千八百多万元,苏昭英表示财务的缺口当然要解决。过去国艺会在基金的管理规范下,做了大胆的投资,虽然刚开始是「偷跑」,但也做满了百分之二十,逼近规定金额的上限。尽管委托专业机构操作,努力积极地运用基金,如今也禁不起利率从百分之八骤跌至二点七、二点八左右。报纸写的所有基金操作方式,例如债券等等,国艺会过去都有尝试,但仍抵不过大环境的冲击。苏昭英也曾试著从公益彩券的收入著手,但现在办法的拟定,让整个经费都拨给了地方政府。没想到当初基金会孳息的构想,反而比由政府编列预算的方式更危险、更严重。

究竟该如何挽救艺文界「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窘境?国艺会本身也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张开空荡荡的一双手,也无法保障艺文界的温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昭英对内积极求取同仁的认同与支持,对外还必须配合董事会的积极改造,为国艺会与艺文界求取现实与理想的平衡点,至于该怎么解决大环境的问题,苏昭英也没有答案。唯一确定的是,无论整座金字塔的高矮平均如何,面临外在环境的压缩,每个环节都是紧扣相连,在政治力的运作之下,文化资源必定成为权力刀殂下的鱼肉,除了期待国艺会这样的机构,以及如苏昭英等的新人事为文化界助持之外,中央应该重新整顿全国与地方的艺文补助资源,监督地方政府有效利用文化预算,以使整体文化朝结构性的方向成长。

 

(本刊编辑 傅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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