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向苏联学习芭蕾，进而有计划地加以推广，视之为国际外交的利器。反观台湾的有天赋的舞者，却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
大陆和台湾的芭蕾引进和真正的起步大致都在一九五〇年代，但由于两岸政府对芭蕾舞的重视程度不同，而造成今天极大的落差。而这落差可从两岸舞者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的成绩中明显地看出来。
政府有计划推展、民间起而效之
大陆的芭蕾应当算是苏联赠送的一份礼物。一九五四年，北京舞蹈学校（注）成立。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五岁，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草创之初，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当然包括老大哥最引以为傲的精致艺术──芭蕾舞。以「中国芭蕾之父」古雪夫（Pytor Gusev）为首的六位苏联芭蕾舞专家，不但带来了苏联芭蕾舞校组织体制，也引进了曾造就出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和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等名垂青史芭蕾艺术家的瓦嘎诺瓦芭蕾训练体系（Vagonova System），开始了大陆严格而系统化的芭蕾舞训练的历史。
之后，虽然苏联芭蕾舞专家因中苏关系恶化而于一九六〇年被遣返俄国，三个国立芭蕾专业的舞蹈学校依然先后成立。其中，上海舞蹈学校创立于一九六五年；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舞蹈学校八三年；广东舞蹈学校九六年。此外，首间以私人名义成立的芭蕾舞蹈学校──汪齐凤舞蹈学校──也于九三年在上海成立。
之后，随者大陆经济的发展，想学芭蕾的人数激增，私人芭蕾舞蹈学校也就愈来愈多。如此一来，「公」「私」并进的结果，更增强了原本就不弱的芭蕾训练和群众基础。这其间虽然遭遇了文革（1966 —1976）十年浩劫的摧残，甶于中共政府对文艺的重视和支持，大陆芭蕾的元气很快便恢复。
大陆芭蕾舞者在文革后不久开始参加国际比赛。首开纪录获得名次的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汪齐凤。那是一九八〇年，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芭蕾比赛，汪齐凤得了第十四名。八二年，同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李存信、张卫强，分别在第三届美国国际世界芭蕾比赛获男子青年组第二、三名。只是当时李存信已「投奔自由」，代表参赛的国家是美国。八五年和八六年，也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李莹在洛桑和瓦纳都获得第一名，成为中国人在重要国际芭蕾比赛夺金的历史里程碑，同时也表示中国大陆训练系统开始出现成效，逐渐迈入高水准的芭蕾的国家之林。
之后，大陆派出来的选手在世界各大比赛接二连三夺得首奖。例如，辛丽丽一九八七年在纽约的国际芭蕾比赛；谭元元九二年在巴黎、九三年在名古屋；韩波九五年在赫尔辛基；侯宏澜九六年在卢森堡；张剑九七年在莫斯科；朱妍九八年在瓦纳；纪晓岚二〇〇〇年也是在瓦纳。
此外，中国选手获二、三名或其他大小奖项者更是不胜枚举，让原本为芭蕾比赛中的「金牌大户」──俄国和欧洲各国的选手们一一备受威胁。而担任比赛的评审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芭蕾大师们，也不禁惊叹：「中国芭蕾起飞了 ！」
对于经由比赛以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形象和声誉，进而增加国民爱国心与荣誉感而言，大陆的决策者是睿智而果断的。除了经常派优秀选手在国外拿奖牌「宣扬国威」，大陆于一九八五年起举办全国芭蕾舞比赛，更于九五年起在上海举办国际芭蕾舞比赛，以提倡国内的芭蕾风气，提高整体的竞争力，和建立「芭蕾大国」的形象与声誉。这种借以表现国家发展精致艺术的兴趣和成就，而后经由民间文化活动来增强该国在国际艺术活动的影响力的政策，中国大陆是有计划地进行，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外来的洋化艺术 本土发展倍感艰难
反观台湾，由于以往的国民政府把芭蕾舞看成是「洋化」的「外来的艺术」，虽不曾禁止，也从不鼓励。因此至今没有一所专门的芭蕾学校，也没有政府支持的专业芭蕾舞团。虽然曾有少数芭蕾教育者如李巧，企图以私人的力量做一般在外国由国家担任的工作──训练年轻有天分的芭蕾舞者，可是，这个极富远见和决心的计划，终究敌不过台湾整个舞蹈大环境对芭蕾舞的冷漠和偏见，而不得不停止。台湾不乏有天赋的芭蕾舞者却不得舞校专门的密集训练，只能自力救济，零星地参加过如洛桑或纽约等重大国际比赛，但从没有任何选手进入最后的决赛，更别提获得任何奖项了。
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台湾政界中还没出现对艺术发展具有远见的人物；偏偏可以改变现状，重新分配国家资源者，便是这些政治人物。但是，政治人物缺乏精致艺术的修养和对精致艺术的冷感，只是忠实地反映了台湾光复以来在基础教育上重智育、轻美、德育，导致社会价値重实用经济、轻人文艺术的发展偏差。而在此教育制度下成长的国民，活生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便是普遍的自私短视，肤浅庸俗，绝非偶然。以台湾今日教改的混乱，等待由改革后的教育制度中产生拯救台湾芭蕾的「救星」、「伟人」，看来希望渺茫。关心台湾芭蕾发展与本土芭蕾训练专业化，期待有朝一日台湾芭蕾舞者能在国际比赛中获奖者，可能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更长久的等待。
注：
北京舞蹈学校即今日之北京舞蹈学院，该校于一九七八年升格改制为学院。
文字｜陈德海 纽约大学舞蹈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