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波大剧院兴建，除了卫武营之外，台中并没有新的音乐厅，这毋宁是一项缺憾，因为眼前对于台北与台中而言，对于符合国际声学标准的音乐厅的需求，毕竟是强力而迫切的。
大型剧院是跟著都市诞生的，人口密集度自然是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但是我们的政策很少从现实条件，以及表演艺术内容、观众的发展与需求，来进行论述与推估，多半是将盖剧院视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环，然后才来解决内容与营运问题。也就是说，在花了将近廿年解决了让北中南各有一个大型剧院、完成基础大架构之后，台湾表演艺术发展的下一步呢？面对未来可能会新生的挑战与评估呢？经营走向与平衡点在哪里？这些都是才刚刚开始冒出来的重要问题，而且会愈来愈多。
大剧院时代来临，演出人员工作机会的增加将远低于艺术行政与技术人员。大剧院解决的是大团巡演与档期的问题，但是台湾本土团队究竟又有几个大团，又有几个有艺术与财务能力从北到南巡演？又有几个团能够做到跨县市的连结与动员？节目量在迅速增加，但每增加一个演出场地就要多几万个观众，然而我们很少从需求量倒回来评估。两厅院发展卅年才到现在的光景，当时与现在的人口、经济结构完全不同，剧场的文化使命也不同，光是从以往的文化建设转到现行的文化经济就已经不容易了，剧院如何与地方的文化及经济脉动挂在一起，这又是难上加难的挑战。剧院资金不足，不容易自己做节目，买节目容易，做节目难，但是没有自制节目就不会有艺术工作者在地就业，更不会因之而带起观众质与量的发酵，结果不要是造成国际性团队行走与销售北中南的便利性，对于在这不均衡的竞争态势中，造成本土团队因先天题材、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不易克服的因素而遭到挤压倒闭。
无论是从参与或是欣赏两个面向来看，表演艺术必须从根本入手，融入中小学校课程，这不单是为了找到观众，而是因为表演艺术的欣赏能力需要透过教育来培养，且必须更进一步让民众认同并参与表演艺术，用它作为社会各种观点与感受沟通表达的平台。
至于台湾的表演艺术如何与世界对话，要回答这问题，可能必须先厘清对话的目标。台湾的艺术家从中美断交后就肩负著国际外交的责任，对于经历过中美断交的世代，艺术结合外交是必然的使命，但是九○年代文化商品全球化，我们的政策并没有转型跟上，现今我们的全球化只是著眼于去别的国家演出，而不是开发具有全球或跨国市场的文化商品。
此外，台湾现在倡导多元化，我们也以大国多元化的经验当作我们发展的参考案例，但是实际上台湾在人口分布与组成、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先天限制。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表面上的多元化反而会使各个领域都资源不足。多样化、全面向发展是资源更雄厚的国家才能做的，我们有多元化的人口组成，若是一味想要文化符合政治正确，是否反而无法聚焦发展，变成两头空？在这大剧院时代到临的开端，我们是否也该重新盘点检讨这卅年来的政策，适度调整，以便凝聚想像共同的未来？
大剧院时代对中老年世代的工作者不会马上有太大的影响，但对年轻的剧场工作者将是个危机，也是挑战。首要是认清并面对眼前你的观众，而不是一步就想国际化，了解如何寻找自己及他人所关心的事物，融入更多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针对未来个人与社会多点想像、关怀与批判，感动并娱乐你我眼前的观众，这样大剧院才有机会在这充满著社会内在冲突与撕裂的时代大环境里，扮演起德国剧院在十八、九世纪的角色，成为公共议题与分享感受的表述场所，那将才会开启台湾真正的「大」剧院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