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贝多芬!「坏」贝多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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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贝多芬!「坏」贝多芬?

若Stern的说法为真,少了文化观点对流,也没了文化学习目标,但是耗费著国家的财力与许多人的青春与心神,只是在追求把贝多芬演得「好」;虽然我个人超级喜欢这些音乐,也很高兴国家提供支持让我能够学习并以这些音乐为业,但是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呢?

文字|陈树熙
第302期 / 2018年02月号

若Stern的说法为真,少了文化观点对流,也没了文化学习目标,但是耗费著国家的财力与许多人的青春与心神,只是在追求把贝多芬演得「好」;虽然我个人超级喜欢这些音乐,也很高兴国家提供支持让我能够学习并以这些音乐为业,但是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呢?

提起Stern,大多数人马上就会想起美国的小提琴教父Isaac Stern(1920-2001),至于Helmut Stern,知道的人就少得多了。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柏林的Helmut,双亲因为希特勒排犹,一九三八年带著他而迁移至哈尔滨,他在那儿随Leopold Auer的学生——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首席Vladimir D. Trachtenberg学琴,一九四八年离开中国后,先后在以色列爱乐、美国圣路易士、罗彻斯特交响乐团工作,最后进入柏林爱乐担任第一小提琴,后来也担任过「团长」(Vorsitzender);卡拉扬在一九八七年凭借柏林爱乐来台湾演出的名义,向台湾索贿而喧腾一时的丑闻就是他踢爆的,当时CAMI与Peter Gelb并不知道他跟台湾有著联系,才会让外界得知有此暗盘捞钱之举。

我们只是在「演奏」贝多芬

联合实验管乐团在一九九一年做团员评鉴的时候,为了能够具有国际化阵容,邀请Helmut Stern来担任评审,当时我负责做他的对口,比较有时间聊天。他先是问起我团员的薪水,我说大致在四万多到六、七万元之间,他换算了一下说:「这点钱怎么可能买得到一个人的尊严!」这句话令我愣了一下——「买到尊严!」不过想想也的确,要优秀的音乐家们无条件接受各种指挥的指使要求,这的确需要提供足够的实质报偿,才可能暂时将自尊放在一边,不过我始终觉得这说法有点太过于直接到令人不舒服的地步。

隔天当我说起「我们『诠释』贝多芬的音乐」,他马上打断我的话:「不!什么时候音乐才需要被『诠释』,那是在乐曲有不为人所欣赏理解的时候,才需要被『诠释』。今天我们只是在『演奏』贝多芬,当指挥好的时候,我们有个『好』贝多芬,当指挥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好的』贝多芬。」

千万不要误会,我热爱管弦乐团,更热爱贝多芬,回台湾以来一直在乐团工作,但是这番出自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团长的话狠敲我一棍,心想以往所谓的「从华人角度『诠释』贝多芬」原来只是离谱的误解,若Stern的说法为真,少了文化观点对流,也没了文化学习目标,但是耗费著国家的财力与许多人的青春与心神,只是在追求把贝多芬演得「好」;虽然我个人超级喜欢这些音乐,也很高兴国家提供支持让我能够学习并以这些音乐为业,但是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呢?

属于本土的交响乐之路

卅多年前中正文化中心落成启用时所设立的目标今日已然达成,我们有了一流的乐团,也有「好」贝多芬,下一步呢?推广全民听贝多芬?让台湾变成德国第二?可行吗?合适吗?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呢?

二○○八金融海啸之后,全球性的乐团出国潮使得生态丕变,在地管弦乐团不再是古典音乐唯一的「代言人」,比较像是「中介者」,然而这些音乐的话语权、诠释权(假如还有需要被「诠释」,而不是被「演奏」的话)也不会是在台湾的乐团身上,此刻唯有努力找出一条综合发展之路,同时作为这伟大音乐传统的在地转译者,也更应该积极地尝试拓展曲目,特别是西乐东渐以来的华人作品,并且担起我们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走出一条适合台湾历史条件、时空背景与风土民情的独特之路。

我记得那次我跟中国交响协会的前理事长郭珊女士聊天时提起这观点,她说:「陈先生,我可以很肯定地跟您说,中国交响乐发展之路并不在于莫札特、贝多芬、马勒,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民族音乐的创作。」真心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部长或是乐团主事者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台湾乐团的未来在于古今中外兼容并蓄,以建立台湾自己的交响乐创作为发展目标,为当下的台湾人留下音与魂。」

 

文字|陈树熙 热爱飞行却又不太会降落,矛盾但真诚,好奇又武断,希冀引起您微笑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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