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共制」（co-production）这个字的用法，有两种含意，一是指金钱上的投资，这通常会以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为核心来进行，另一种是指两个不同的艺术团队，共同创作一个作品。前者类似电影，参与共制的单位可以借此打响品牌，后者则往往有著文化交流或外交的意涵，背后所涉及的资源更广，经常有政府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参与。
根据德国基森大学（Giessen University）应用剧场艺术学系（ngewandte Theaterwissenschaft）的波亚娜．昆斯特（Bojana Kunst）教授的观察，当代欧洲剧场界盛行的国际共制，有很大的程度，是依赖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与随后的欧盟成立，在跨国政治的统一框架下，所进行的文化交流。这背后所催生的条件，包括边界的开放，让不同国家的人员与货运可以自由通行，欧元的统一，更让资金流通与转汇更加便利。更不用说，在欧盟促进内部会员国的政治正确下，各种补助机制与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增进了国际共制的市场需求。
如果我们在观察国际共制时，没有留意到背后所需要的物质与政治条件，很容易把共制想成是一种创作方式的替代方案，就像从导演主导到集体创作一般，只是工作方式的改变而已。但其实，即使共制指的是不同团队或机构之间的合作，背后也是困难重重。这待我慢慢详述。但我们还是回到什么是「国际共制」。
以单一艺术家为核心的共制投资
目前对「共制」（co-production）这个字的用法，有两种含意，一是指金钱上的投资，这通常会以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为核心来进行。这种情形有点类似电影一样，导演与剧组可以全部是台湾人，但参与共制的投资单位，则是来自日本、美国等不同国家。这种金钱投资的共制，需要一个非常强的制作人或是单位，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二○一四年台北艺术节的一个国际共制亮点，就是南非导演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乌布王》Ubu and the Truth Commission，制作单位是法国的艺术经纪公司Quaternaire。我曾遇过其主事者，彼此相谈甚欢，对方知道我对国际共制有兴趣，所以一年后机会来了，他们主导的《乌布王》在找共制单位，当时爱丁堡艺术节已有兴趣要参加，所以当对方写信来问是台北有否想加入时，我当然紧紧抓住这个共制机会。除了我早就仰慕这位南非导演与其作品外，我知道共制是会被列上节目单的，而参与共制的单位往往是有限的。这意味著，到时候台北艺术节会与爱丁堡艺术节等并列在一起，增加了台北艺术节的曝光度——或者说，专业艺术圈的人会留意到这个名字（一般人不会去注意节目单下方有哪些机构，但专业圈会，而这就够了）。
为何共制单位会有限？一方面是巡演安排是有档期限制的，所以只要排到一定的量，足够回收成本与一定利润，就会打住。因为当凑足资金后，之后再邀的巡演单位便不会列入共制名单，这也是保障第一批投资者的诱因，因为只要有巡演，节目单里的共制露出是必须，于是彰显了这一批先行者的艺术眼光。因此，制作人在挑选共制单位时，是精挑细选的，有点像会员制一样。重点是没有人想浪费时间，如果受邀参与的共制单位口袋不够深，或主事者频频变动，无法下决策，自然这些制作人就不会来问你，找你一起参加这个私人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