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点开《高∞潮》to come(extended)宣传影片，一群浅蓝人形缓慢排列组合，如雕塑般摆出各种性交姿势，身体部位彼此相连。尽管场上一片寂静无声，我脑海中倒是自动浮现了辣妹合唱团（Spice Girls）首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2 Become 1〉：“put it on, put it on,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when two become one”。只不过，这次可不只是「两人」合而为一，而是大阵仗的「多人」合而为一；穿戴的也不再是保险套，而是消除了个体差异的紧身蓝衣。

服装一致泯除差异  启动思索「性」的权力关系

你可曾想过安全的性是什么样子？或许答案不只是生理，还更存在于心理。对丹麦编舞家麦特．英格瓦森（Mette Ingvartsen）来说，作品《高∞潮》里的十五位舞者，穿上造型一致的连身衣，遮掩了每个人独特的身体特征，并以类似特效蓝幕的质感创造出仿生人（android）般的视觉效果，得以建构另一种「安全空间」。「舞者穿上封闭式的套装，创造了很不一样的身体感，改变了身形，任何微小动作都变得醒目；在套装里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对舞者来说，可以不那么在乎是要和谁完成动作，这点在这作品中很重要。」麦特说。有时在排练时，为了让舞者都能观看场上状况，会暂时让他们把头套拿掉，露出一颗头来，此刻无论是「看见」或是「被看见」，都让场上的性交动作变得额外艰难而令人不自在。此间微妙，或许正是「性」总能游走于公众与私密，迂回施展权力运作的原因。

《高∞潮》首演于二○一七年奥地利史戴尔之秋艺术节（steirischer herbst Festival），自前身《七种欢愉》7 Pleasures（2015）至今，与同一批舞者工作、发展性别论述、巡回演出，不断地分享身体经验，也产生某种团队信任感，在处理亲密关系时至关要紧。然而，自在不自在，不只局限于排练时的状态。麦特借由她一再强调的匿名性（anonymity），试图突显（或说抹除）我们社会无所不在的性别宰制与权力结构。如复制般的蓝人，为合而为一带入了另一层意思。除了他们以各种姿势结合外，也失去了个别身体差异，甚至是性别、阶级、年龄等身分差异，成为没有辨别度，彼此平等的「一」。如麦特所说：「每个人都可以是强势或被动方，是插入方或被插入方，是舔人的或被舔的，让过往习以为常的男女角色或有机会对调、交换，借此思索『性行为』所展现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内建于我们的社会与历史脉络中。若我们想要有所改变，首先得这套体系中重新定位。」

喜欢数学与几何  将抽象语汇转化为社会关注

以舞蹈回应社会论述、处理时事议题，可说是麦特长期以来的创作动力。访问过程中，麦特总是侃侃而谈，说话有条有理，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她同时身为学者与编舞家的双重身分。二○○四年毕业于比利时现代舞学校P.A.R.T.S.，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艺术大学（UNIARTS）取得编舞博士学位，近年多试图串联创作与书写，而「语言」正成为其作品中相当重要（但非必要）的元素。不过，少有人知的是她还有一段「数学」插曲。看著她好几件作品总以数字命题，如《七种欢愉》、69 Positions与21 Pornographies，我忍不住问起她和数学的渊源。麦特雀跃地说：「你怎么知道，我高中时一直很喜欢数学与几何，有次几何学考得很好，数学老师还说未来我也有可能成为数学老师。」事实上这些数字、几何、排列组合，不只透露了编舞家精密计算的思维，还有身体充满多重变化的可能，而这在她以裸体探讨性别政治与公私领域的“The Red Pieces”系列最为关键（注1）。

数学与几何是抽象的，舞蹈也是抽象的，但我们在麦特作品中，看见如何将抽象语汇转化为社会关注。「我们跳的舞不能像某种抽象的美学形式般自外于社会，我所创作的舞蹈，必须要能回应当前社会议题，与之产生关系。」麦特说。她在排练时会开书单给舞者，大家一起针对议题阅读、讨论（「舞者们当然不会需要阅读所有我看的书，但阅读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让语言与肢体彼此激荡。她并强调：「我的创作概念源于生活经验，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我对所处社会的疑问，我把这些想法与疑问带回排练场，并非是要以舞蹈转译理论，而是要在舞蹈领域的身体实践与跨域思维之间创造各种连结，带入更多理论层面的思考。」

以（广义）剧场处理社会议题，自有一种微妙张力。剧场，在所谓公共／公开（the public）与私密／私人（the private）之间，总是显得暧昧不明。是剧场的私密性，让我们得以在此观看如《高∞潮》碰触亲密关系的性议题，却也是剧场的公共性，让议题能化为公众对话。不过，我也好奇于当前文化圈担忧的同温层现象，是否会将讨论限缩于相同立场的圈内人，在彼此身上寻找认同，而失去了向社会大众扩散的能量。对此，麦特似也有同感，但她的态度显得较为积极：「这也是为什么我总会答应接受访问，一旦话题登上报纸或其他公共领域，就能透过媒体管道触及更多人；尽管只有少部分的人得益于艺术（至少在欧洲如此，或如你所言，台湾情况也类似），但我们总是要思索如何将剧场或艺术内部的讨论，带到更具社会性的讨论上，而重要的不只是作品本身，还有作品在演出后或可能引发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