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叶绿娜脸书上转贴著钢琴家夫婿魏乐富写的十四行诗，接续几篇则分享了路上偶遇的橄榄树、山中的僧侣以及夜晚盛开的白色昙花。如此活跃的钢琴家，却鲜少分享自身演出，发文多在呈现日常生活里打动她的那些人、事、物——，别人不一定理解，但其趣味与珍贵绝不会因此被动摇。发文尽管看似随机、偶然排列出她的人生，只要仔细检视，便会发现它们都联系著叶绿娜的年少，影子般映照出数十年如一日的性格。
六○年代的新生南路还可见特一号排水沟（注1）伴随行人潺潺流动，两侧尤加利树连绵展开，与蓝天构成如琴键相间的景致。一九六七年，身为初中最后一届学生的叶绿娜，刚刚考入台北市立女子中学（现金华国中），她每天都会从家住的南松山宝清街粮食局宿舍出发，走过此处抵达新校园，并在这条会闪烁波光的路途，迎接在台北成长的第三个夏天。
叶家原居高雄，父亲家出身台南高雄交界处的围仔内农家，世代照料鱼塭与田地，母亲来自医生与老师家庭，母亲的爸爸曾留学东京习医，母亲的伯父陈文彬则是战后建中第一任校长。根据叶绿娜回忆，母亲自台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因外婆催促，很早就嫁给了担任公务员的父亲。或许是深感自己的天分被埋没，同时也希望孩子及早习得一技之长，于是叶绿娜与两个弟弟从小就开始学乐器。
家族习惯避谈政治，上一代留下、可被感受到的，只剩知识分子对艺术文化的在意与需要。
那时买一台钢琴约三万元，几乎是一栋房子的价格，全家人为了让小孩学好，毅然决然就投入了这笔经费，叶绿娜自承：「我们家真的不算富裕，是他们（父母）宁愿自己什么都没有，把一切留给小孩。」
不过这样重视教育的理念除了因为家族出了多位老师，或许更导因于某个潜藏的原因：二二八事件让时任校长的伯公流亡海外，叔公更被处以极刑。「表面上是因为政治活动，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族太有钱，不知被谁找了借口没收充公。」叶绿娜小时候从不曾听长辈讲这些事，直到成年后才逐渐知晓，她仅仅知道家族习惯避谈政治，上一代留下、可被感受到的，只剩知识分子对读书、艺术的在意与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