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放在艺术文化领域，亦可作如是说？我们习惯把「探索未知」、「开创可能性」挂在嘴边，尤其是跨领域被文创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来临，例如疫情，我们又渴望以报复性消费、你说的「虚拟暴食」等等，回到那个我们其实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觉得台湾错失的良机，正是在相对不严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气地「自行参照广义的传统」，反思你提到的、艺文节庆过剩的绩效至上主义，整理出贡献全世界的无为模式。
亮：大概是疫情开始没多久的去年，这个念头不断冒出来：韩炳哲关于「倦怠社会」的说法，应该算是过时了吧？结果，从今年5月中台湾疫情突然升温，一时之间，教学改线上，座谈改线上，会议改线上，演出改线上，四处弥漫著一种「后疫情等于在线上」的氛围。我这才接著这个念头往下想：我们还真是处在一个不知疲倦的倦怠社会啊！
韩炳哲的说法大致如此：20世纪的全球化，是一个依照免疫学打造的世界，他者被当成病毒一般，是需要被扑灭、被规训、被否定的；由于免疫科技的发达，今天的我们不再受到病毒扩散的威胁，不再有真正的外来者需要被规训和抵抗，于是，否定性的「不准」让位给无远弗届的「能够」。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那种由医院、疯人院、监狱构成的「规训社会」，也被肯定自我、鼓励开放的「功绩社会」所取代。
你看，要反驳韩炳哲是很容易的。单从病菌的大规模流行，和工业污染所导致的生态破坏有关这点来看，科技发达不但没有带来全球免疫，反而正是科技加速了全球疫情的失控。可是另一方面，网路科技的确在线上生出了一个疫情也无法中断其运作的「功绩社会」，我们即便是在死亡威胁底下，也要表现得很有产能。这一切令我困惑，如果疫情同时是一个让我们放慢脚步的机会，我们要怎么跳脱「产能」、「产值」的自我强迫模式？
比「无作为」更「无作为」
芝：如果单就台湾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其实颇令人忧心。因台湾自外于全球瘟疫，而只停留于国族防御、关闭边界而即时因应的警报系统，也同时自外于去年疫情之初就已展开的各方讨论。过去一年反倒有种面对末世狂欢下，过于活跃的积极如常。直到这3个月的三级警戒，更像是冷战之后乐观泡沫化的高峰。我们的「暴食」行为，在家中线上虚拟之际，更往临界奔去。隔绝期间，底层劳动、数位弱势的边缘排挤效应，突显社会原有的否认、污名与失能，使得城市扁平化、社会孤立的情况更为严重。
我感到这个自我强迫，特别表现在从「主体」的意识形态所展开的一场防卫战，我们的过动与倦怠，可能首先来自于政治情操的动员，尤其是当疫苗和医疗的效能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由全球市场和政治来决定的问题。健康卫生向来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如今，疫情在病毒不断变异下成为一场不见终点的常态延长战，大家更在意的是控管和维护边界的能力。一种高亢的乐观表现模式，经济是首要担当，回到往常是仅有策略。
于是我们无暇去关注全球暖化和区域性的政变、战事，我们的时间感在网路远程协作和日常军事化状态里，以分级警戒的方式，时刻驯化与归零。我想，在这种边界意识更加稳固，以及风险社会的临时性与恐惧操作下，我们原本已习于一套渐趋熟练甚或疲乏的交流与移动模式，例如在艺文界已过饱和的国际展演、艺术节庆等，在措手不及的冲击之下，迅速内在规格化为以线上的积极运作取代取消的颓丧，和无法移动的无力。问题是，疫情即是基于全球化移动的冲突所生，那么，我们害怕「无作为」的否定所反弹而出的肯定之为，找的是再现移动能力的暂时替代方案，还是应该重新思考当代「移动」的生命政治。
亮：说到「无作为」，虽然不是和艺术直接相关，《周刊编集》上的一篇翻译自英国《卫报》记者Michael Safi的报导〈斋戒在瘟疫蔓延时：「最好安分待在家里」〉，是一个很打动我的案例。
我们知道，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斋戒月是很肃穆、盛大的宗教活动，信徒集众人之力降低物欲、提升灵性，很像韩炳哲说禅修是一种「积极地不做」，本来就是很「无作为」的了。可是碰上这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群聚一堂会带来很高的传染风险，那怎么办？要如何比「无作为」更加地「无作为」？不，应该说，要如何再减少「无作为」当中，「作为」的那部分？这里又让人觉得，韩炳哲有其道理，「不做」并非绩效社会所以为的那样，是懈怠、懒惰，而是透过长时间的耐力和心智劳动，才能达到的「纯粹否定性」，即空性。需要很多力气，很深的功夫，才能创造留白，其实诗也是这样。
那篇报导采访了约旦巴布阿尔雷恩清真寺（Bab Al-Rayan mosque）的伊玛目法埃．蒂亚巴特（Fa’ek Thyabat），他说，《古兰经》确实没有关于瘟疫期间该如何遵守斋戒的记载，但这刚好是一个机会，「让信徒自行参照广义的传统，探索未知的领域」。他也认为，过去几年的斋戒月，已经变调成一年比一年奢华的开斋节晚宴，沦为大肆购物的消费节庆，隔离在家有助于人们平静下来，回归斋戒的精神，「也就是节俭、帮助亲属和有需要的人」。
也许放在艺术文化领域，亦可作如是说？我们习惯把「探索未知」、「开创可能性」挂在嘴边，尤其是跨领域被文创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来临，例如疫情，我们又渴望以报复性消费、你说的「虚拟暴食」等等，回到那个我们其实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觉得台湾错失的良机，正是在相对不严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气地「自行参照广义的传统」，反思你提到的、艺文节庆过剩的绩效至上主义，整理出贡献全世界的无为模式。
沉思的行动力量
芝：我觉得这和今天倦怠社会丧失了哀悼与静默的能力有关。确诊和死亡数字成为健康的鬼魅，成为某种将活著与死去区隔开来的指标，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活在每日救护车呼啸而过、统计之下的幸存者，而这些数字是否能另外成为幸存和死亡连结的意义。韩炳哲提到虚拟世界缺乏「他者性」及其「阻力」，因而形成激励过度的极端自我参照，也由于绩效主义，自我剥削到身心俱疲，产生无解的忧郁和肯定性的暴力。
如此推至「健康价值」优先，并且关注「陈列在外的自我」，我们便更加陷入倦怠社会的忧郁，更加进入无眠之夜，没有力气哀悼。而非某种你提到的「参照广义的传统」的创造性，这其中很有启发的可能，是在隔离的处境，如何能帮助我们重回「无聊」、重回「沉思的生活」，一方面是做梦的本领，一方面是在孤独的时间里学习自我照料和内省疗愈。一切线上带给我们一种误导，仿佛世界在隔离期间仍对我们开放，然而扁平萤幕片面传递貌似整合的资讯，试图再现却仅能呈现某种分裂的失重状态，身体可能几乎接近解离。
不过，我并非要反线上，我们不可能完全下线，且技术协作依然有发展可能，如果数位反而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摆脱效率的宰制，甚或科技生化的思考，并更为贴近多重时空和跨越界线的体验。同时要回返的是，当今天以眼球的感官为首，那么如何在线下深刻的凝视，与万物重新连结，看到达尔文所称之的「纠缠的河岸」，或是早田文藏的「因陀罗网」，万物相互牵连交替的动态，及自然中影现的神秘。毕竟，人的体内就有许多共生的细菌细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生命边界形式，那么，也应该有机会体现诗的行动。这让我想到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里引用普希金的诗句：「世上并无幸福，唯有宁静与意志！」也许，从哀悼与静默中可延伸出生命的叙事性，而我们可以以此稍稍抵抗速度政治。
塔可夫斯基在谈电影《潜行者》时说：「我总怀疑，人的行动，可能是荒诞、无意义的，也就是不切实际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对我而言，象征崇高的精神，这意味著心无私念，因为他有不同的理想，因为这个经过计算而建造出的世界，其原本样貌无法满足有灵性的人。正是那股使他不切实际行动的力量，至关重大。」在弥漫著乐观的忧郁之际，这段话和普希金的诗句很打动我，这一切该如何能对我们珍爱的生命产生意义。
亮：我也不反线上，我觉得如果不能碰面，线上读书会也很好。我们会为了参加几小时的读书会，用大部分的时间离线读书，自行探索未知的领域。当然，如果能用通信的方式就更好了。
文字｜郭亮廷、周伶芝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