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孙：从早期资源来自于民间，到黄雯这个世代，有非常多公部门资源都投入国际交流，整体环境也愈来愈在乎亚洲交流的面向。黄雯觉得有什么样新的动力结构可以再深入思考？

黄：老实说，我的工作跟养成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那时文建会已经改成文化部，非常多政策面、资源面都已经打开了。对于国际交流，跟年轻经理人的培育，机会相对以前是真的多很多。

也有很多基金会觉得青年就是应该多出去走走，但我也反省，在公部门的补助下出去，虽抱著交流要去多看的视野，但还是有蛮明显的任务性质。约莫在2013、2014年之后，公部门开始有比较多与民间单位、独立制作人、经理人合作的国际交流计划，比如国艺会2014年与共7个并与不同的民间单位合作统整的「ARTWAVE—台湾国际艺术网络平台」、北艺中心与策展人林人中的合作的「亚当计划—亚洲当代表演网络集会」，或是表演艺术联盟召集不同的独立制作人合作的「亚洲制作人平台」（APP Camp）等。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工作者，开始有更多机会跟不同的平台合作。

我做国艺会ARTWAVE平台计划的时候，对于亚洲最大的重新认识是去日本的TPAM（日本横滨表演艺术大会）（编按3）。因为2020年奥运的关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有「Asia Art Center」计划，发掘有潜力的年轻制作人与策展人到日本TPAM观摩并分享不同的讲题。我在里面收获蛮多，因为一次看到很多东南亚节目与观点。

现在，TPAM的资金、走向策略有了变化，但过去策画、引入了很多不是那么西方框架的东南亚节目与讨论，可供借鉴。比如说马来西亚Five Arts Center，持续好几年都有Baling这个阶段性展演，在讲二次战后建立马来西亚共识时，共产和民主的对话跟冲突。除了演出作品，每一年他们的座谈也会将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

马来西亚在二次战后民族自主、民族独立成立国家，可是又立刻被几个有资本的国家掌握经济的权力的历史也是台湾所共有的，包括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台湾其实跟马共的状态蛮类似，我们也被教育共产党是坏的，但到底历史是这样，还是当时的历史状态没有让其他人有发言的权力？从他们的历史里面，我看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盲点。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比如泰国、印尼，在传统表演艺术方面国家蛮多支持，但是当代创作的资源相对缺少。他们没有公部门资源，还是努力地彼此连结、资源共享，我受到很大的收获跟鼓励，更希望未来可以在东南亚领域中交流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