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目前的创作环境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疫后票房尚未完全恢复，观众流失比拓展快，加上经济低迷让消费者对支出更谨慎，同时社群媒体让宣传讯息片段化，生态变化让制作困难重重；但对创作者来说，港区国安法实施的影响似乎更为深远，商业制作虽可能享有较大自由但仍需守法，但对主要依赖政府资助的本地团队来说，状况变得相当复杂。
香港戏剧协会（简称剧协）主办的上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典礼，是本地已有30年历史的盛事，近年随著合作多年的香港电台退出，剧协已面对重要难关，最近更因邀约颁奖的嘉宾（包括著名漫画家尊子和纪录片编导蔡玉玲）引起资助活动的香港艺术发展局指控，因「无主动商讨下偏离以往做法」、「邀非文艺界人士任颁奖嘉宾」，和舞台设计暗喻红桥与红线等原因，活动完成后在未讨论下扣减资助，并称不会资助下届活动，康文署亦表示将不会出租活动场地。剧协举行记者会回应，事件亦引起广泛讨论，让原已波动的创作环境更见严寒，本来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摸索出路，但路原来比想像中沙石更多。
接著艺团「小伙子理想空间」原订在兆基创意书院剧场演出的作品，因场地按教育局发出的指引而解除租约，这已是该团第二次被取消演出，据说是有人投诉负责人「言论不当」。作品在上演数天前叫停，损失的不只是已投入的资源与可能收入，也让人更感创作空间的压抑。然而坏消息陆续出现，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生制作的义大利剧作家达里欧．弗（Dario Fo）《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原定2月中上演，却突遭校方叫停但并未说明原因，制作团队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做错了什么？」，并相信「一切都会载入史册」。到底谁怕达里欧．弗？创作者该如何继续守护这空间，让创意和想像可继续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