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交響樂團是美國頂尖的樂團，而在樂團的視線中心區坐著一位東方臉孔的豎笛手，他就是華裔音樂家葉沈。
請您談一下學習音樂的背景？
我生長在一個科學家的環境中，父母親都是專業的科學家，但他們都熱愛音樂。我父親喜歡唱歌、吹口琴，母親會彈鋼琴，從小便和他們去欣賞洛杉磯愛樂的演奏會，我從五歲開始學鋼琴，學了一年多；六歲上了小學後，因參加學校樂團而與豎笛結緣；隨後在洛杉磯加入靑少年樂團，並繼續拜師。我因受父母的影響，在高中時原本準備升學唸醫科，但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參加了亞斯本音樂夏令營，可說是我這一生的轉捩點。在亞斯本我贏得了協奏曲競賽獎，並與Herbert Blumsted（現任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指揮的樂團合作演出。當時我才十五歲，是樂團中最年輕的管樂手，我雖已有數年參與靑少年樂團的經驗，也演奏過不少大曲目，但那次與專業樂團共事的經驗，使我大開眼界，同時在亞斯本我也聽到了世界一流的演奏家，如帕爾曼（Itzak Perl-man）、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茱莉亞弦樂四重奏團（Juilliard Quar-tet）…等的演奏，能身臨其境與大師們共事，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也直接建議我試著朝音樂之路發展。次年我進入UCLA醫學院，但我仍繼續參加學校樂團，並在UCLA音樂院所舉辦的Franck Sinatra音樂比賽中獲獎。
當時您以什麼曲目參賽？
我演奏了韋伯的豎笛小協奏曲與史特拉汶斯基的三首無伴奏豎笛小曲，很高興我的老師能選這兩首風格迥異的曲目讓我參賽，一方面我本身也很喜愛這些曲子；另方面它們也突顯了我對不同樂風的掌握力。當時又有很多人鼓勵我到音樂院進修，於是我利用暑假再次參加了亞斯本音樂營，在那裡與多位老師和行政人員面談後，終於決定次年到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我也請敎父母與UCLA的老師，了解到音樂之路艱辛與不可測的一面，除了努力還要靠幾分運氣。但經過考慮之後，我仍願一試，我父母對此也十分開通，願意支持我，他們說：「你應做你能做得最好的事。」他們的態度對我有莫大的鼓舞，此外UCLA的學生顧問對我說：「你必須是最頂尖的百分之一，才有成功的機會。」對此，我覺得我對音樂有充分的主見，我願投身一試。
紐約是個文化薈集的大都會，和洛杉磯迥然不同，剛到紐約是否會有文化衝撃的問題？在茱莉亞這所高水準、競爭激烈的學校裡，您是如何面對這一切挑戰？
初到紐約時，我十七歲，覺得自己像一塊海綿，盡可能吸收周遭一切事物，像第一次住在公寓，自己料理一切。記得第一次搭地下鐵時，眞是被那麼多喧雜的地下車所震驚，那時眞不知身在何處，若要形容，我想「暈眩」是個很好的字眼；之後，我開始適應環境，每天一點點去熟悉；參與音樂會，接觸同學，一同演奏室內樂，對我的敎育而言，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我的音樂敎育，至今仍持續著，我仍常聽好的交響樂團、演奏家，甚至我學生的演出，也常與同事合作室內樂演出。音樂家要無止境發展，同時盡力吸收其他音樂家長處，我認爲這是不變的法則。
身爲芝加哥交響樂團的一員，是否能請您更深入介紹這個樂團的特色？
我認爲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CSO）最大的特質就在於對不同音樂風格的適應力與多元化的表現力，她能奏出千變萬化刻畫七情六慾，綻放出由纖細如髮至雷霆萬鈞的力度。當然，不同的指揮有不同的要求，以上所提的許多特質也因之而消長。如帶領CSO二十三年之久的前任指揮家蕭堤，是位個性強烈，要求精確的音樂家；在他的手下，CSO強勁精準的音質，雄厚地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久而久之，這種特質深深地烙印在樂團的演奏風格上，有時雖在不同客席指揮家帶領下，也會自然地流露出這種特質。這也反映在我們的主要演奏曲目中，亦即傾向於中歐、浪漫風格的作品，例如貝多芬、布拉姆斯、布魯克納、馬勒與華格納等德奧系統的音樂。如今我們的新指揮巴倫波英，他的演奏風格與蕭堤可說大異其趣；依我個人的觀點，巴倫波英不在乎音樂的勁道與準確性，而注重多重的表情與演奏上的自由抒發，這可從他指揮的手式中看出。當一位指揮者指揮樂團時，他不一定能光靠手式表達得淋漓盡致，有時要以目光加上全身的動作配合來傳達訊息。我們常發現巴倫波英的一些指揮動作遠不如蕭堤那樣地精確有力，但CSO團員發現這反而能賦與演奏者自由幻想的空間。我個人就很喜歡巴倫波英指揮布拉姆斯，因爲在風馳電掣的氣勢中，注入了自由灑脫的氣息，眞是深得我心。總之，CSO的音樂特質基礎雄厚，她可應不同的指揮要求，做不同方向和程度的發揮。
談談您喜歡的指揮家？
當我最初加入CSO時，曾和朱里尼共事，包括在一起錄製唱片；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揮家，那是段永難忘懷的經驗。目前在我一生中最値得回憶的一場音樂會之一，是一九七七年我剛進入CSO時所參與的一場爲樂團籌募退休金的布拉姆斯之夜音樂會，曲目包括他的C小調第一號交響曲與降B大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由朱里尼指揮、巴倫波英鋼琴獨奏；那時巴倫波英還很年輕，哪知十五年後，他竟成爲CSO的音樂總監。萊茵斯多夫是另一位偉大的指揮家，至於伯恩斯坦，我曾早在一九七六年坦格塢音樂夏令營中受益於他；他曾在一九八八年來指揮CSO，在這之前，大約有三十年沒有到芝加哥指揮。最後，我必須一提卡羅斯．克萊伯（Car-los Kleiber），因爲他是我最欽佩的一位指揮家。在我加入CSO的初期，他曾來過芝加哥兩次，曲目包括貝多芬第五、舒伯特第三，與布拉姆斯第二等，都是無與倫比的詮釋；雖說偉大的指揮家都具有個人的魅力，但克萊伯那種特殊神奇魔力，更能有深刻的說服力。我也很喜歡看他指揮維也納愛樂新年晚會的錄影，可惜他始終很少出來指揮，我一直希望他能再來CSO指揮。
在這麼多的演出中，您如何使自己在每場演出都有最好表現？
我演奏時總是全力以赴，希望將最好的呈現出來。有趣的是我剛讀完一篇前美國職棒明星喬．德馬吉爾的專訪文章。他目前已年過七十了，作者問他何以每場球賽他都赴湯蹈火地拚到底？他回答：「因爲我始終在想或許在場的球迷中有些是第一次來看我出賽的。」我在舞台上亦持守著同樣兢兢業業的態度，當樂團演出檔期非常緊凑時，要保持每場同樣高的水準是格外困難，所以我們團員都十分謹愼，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不能心有旁鶩，無論是養精蓄銳，取得充分休息，或是打點演出前的細節，每一名眞正的專業演奏家，都該具備這種敬業素養。
在這種「始終如一，全力以赴」的精神下，您是否可以談談任何特別値得回味的演出的經驗？
記得有一次CSO到紐約卡內基大廳演奏，那時大約是一九七九年至八〇年間，我剛加入樂團不久，當我們在台上正要演奏馬勒的第二號交響曲《復活》前，在龐大的百人樂團與合唱團陣容中，我突然想要淸一淸我的豎笛，於是掏出白布往管子裏通，沒想到布條意外卡住了，怎麼抽也抽不出來；緊接著，只見蕭堤以他一貫迅速的身手躍上指揮台，轉身便劃下了第一道音符，我一時之間還不是那麼緊張，因爲我的聲部還有一會兒才要出來，但我繼續地通也通不了；旁邊的樂手開始傳給我一些工具，像鑼絲起子、紙片等等，但還是不行，我該出來的時間一秒秒地迫近，此時合唱的部分也開始了，有些團員都瞪著我不知如何是好。此時我已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蕭堤會如何想？或者他還未發現呢！最後我只好向鄰座豎笛手借樂器，他吹的是降E調豎笛，我只需要換個自己的吹嘴就好了，沒想到我的吹嘴合不上他的管身。情急之下只好借用他的吹嘴與簧片來演奏我的段落。意外的是他的吹嘴比我的還好用，我就這麼吹完了第一樂章，在樂章終了到休止的時間，長笛手用他的長笛通條終於將白布取出，我也順利地用自己的樂器吹完全曲。
您不僅是位優秀演奏家，同時也是位傑出老師，談一下您的敎學態度。
我大多是敎大學程度的學生。到了大學，一般豎笛學生對樂器應有相當程度掌握；雖說如此，在音樂表情的詮釋上，水準仍是參差不齊。我總是因材施敎，如果某位學生太拘謹，表情生硬，我會選些感情豐富的樂曲讓他們嘗試。如果有些學生擅於技巧性的快速曲子，我有時就特別選些慢的調子給他們。老師必須洞悉學生的優缺點所在，對症下藥。但學生也有他們的個性與喜好，如果他們有強烈的慾望要演奏任何曲子，我也不會強力阻難，因爲「想要演奏音樂的慾望」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都要學生吹一些他們不喜歡的曲子，將提不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我本身也是一樣，我喜歡演奏那些能與我「溝通」的音樂，我不是個古板的老師，也沒有任何敎條要每一個學生遵循；我不會固定每週練這個音階或練習曲，但我會鼓勵學生在音樂上均衡發展，無論練習曲、管弦樂分譜、獨奏曲、室內樂都要有適當的接觸。
可否請您談一下所獲得的葛萊美唱片大獎？
一九八六年我得到最佳新生代古典音樂演奏家獎，它是頒發給由我在一九七九年所創立的芝加哥Pro Musica合奏團的獎。我們在一九八五年錄製了第一張唱片，由Reference唱片公司發行，錄音是在芝加哥的聖母院中進行，那兒有絕佳的音響效果。頭兩個錄音的曲目包括了史特拉汶斯基《大兵的故事》與華爾頓Facade，我們就以此開張大吉的錄音榮獲八六年的葛萊美獎。
前一陣大提琴家馬友友與爵士音樂家Bobmac Ferrin錄製一張CD，內容以古典新奏爲取向，獲得各界好評，您是否也有這種嘗試？
很高興您提到這個問題，正巧近日我與帝堡大學（Depaul University）爵士樂團合作錄製一張由我擔任豎笛獨奏的CD，曲目均爲深受爵士音樂風格影響的古典作品，包括史特拉汶斯基《黑檀協奏曲》，及美國作曲家伯恩斯坦、莫騰、顧爾德等人的作品。
文字｜錢幼陵 西北大學音樂碩士，中廣「音樂家肖像」製作、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