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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港英政府的心態,香港文化事務的發展與「康樂」是合一的。圖為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顧問報告。(張秉權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文化首都攻防戰/華人都會檔案之三/香港

幸福快樂的實驗室

談近年香港文化政策的轉變

一個又一個的統計報告出現,都說香港人是不快樂的。香港在政治上的「回歸」已成事實,但香港人在文化上如何自處?怎樣制訂長遠而全面的文化政策,是這幾年香港文化界喧嚷不止的大問題。

一個又一個的統計報告出現,都說香港人是不快樂的。香港在政治上的「回歸」已成事實,但香港人在文化上如何自處?怎樣制訂長遠而全面的文化政策,是這幾年香港文化界喧嚷不止的大問題。

關心香港的朋友大約都知道,這幾年她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因「一九九七」而來的政治變動,一般人早已耳熟能詳。筆者這裡只想強調「一國兩制」是個長久的、流動的實驗過程,最終能否成功,當然還待時間來驗證。不過,能爲一個國家內兩個本屬對抗性質的制度開放了「長期共存」的綠燈,這個制度倒眞是極富創意!很難想像當初若沒有這種設想,香港如今的種種是否還能維持。整個八〇年代因恐慌而瀰漫於維多利亞港上空的移民潮,以及競相爭取英國居留權之類的羊群效應,只不過短短十多年,竟似是難以想像的明日黃花!當然,因八九民運產生的「六四情結」,不少人至今仍耿耿於懷,這也是造成中國政府跟相當一部分港人至今仍扞格難通的因素。不過,平心而論,大陸七〇年代末以後的政治走向基本上愈來愈開放。「一國兩制」需要「一國一制」來做最後的保證;今天的中國政府比過去幾十年都更理性、更務實,因此未來最終的「一制」似也不那麼令人排拒了。討論香港的現狀與未來,這是一個基本的起點,反而回歸後特區政府未能予人足夠的管治信心,這才最叫港人煩惱。

香港的煩惱與不快樂

經濟方面,一九九八年以來因亞洲金融風暴造成的困厄是深重的;香港固然不能在環球經濟體系中置身事外,更因「聯繫匯率」(意指港幣與美元掛鉤;一九八三年因前途困擾之故爲穩定港元實行的政策)的限制,港幣未能靈活反映本地的經濟情況,致使幣質過高,拖累了出口而更使經濟難以改善。大陸經濟開放,深圳等地區的急速發展,使北上(較便宜地)消費與置業成爲港人的習慣,香港地產業面臨多年來最大的挑戰。中產者淪爲「負資產者」,失業率與就業不足率持續高升,在在都是令人深感困擾的問題。

於是,一個又一個的統計報告出現,都說香港人是不快樂的。

眞是政治與經濟的問題嗎?世上比香港更動盪更窮困的地方多的是,不見得那裡的人就比港人更不快樂。幸福快樂從哪裡來?人生追求的是什麼?港人應怎樣看自己,看未來?這些文化意蘊上的思考恐怕更重要。香港在政治上的「回歸」已成事實,但香港人在文化上如何自處?香港近幾年的文化政策與活動,有甚麼重大的、深層的 變化?

「文化」云云,在香港從來不是一個主要的議題;香港人早被定位爲「經濟人」或「消費人」(不是說「馬照跑,舞照跳」嗎?有些人更戲謔地加上:「股照炒,雞照叫」)。文化?早被群衆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消極不干預至今的轉變

回首英治時代,先有所謂「消極不干預」的政策,即是「一無承擔」的婉言;後有所謂「積極不干預」,究其實只是港英政府因應六〇年代的兩次社會動盪(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反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暴動,以及一九六七年左派領導的反政府暴動),爲紓緩社會矛盾而推出的懷柔措施。這些措施目的在於消極地消弭年輕人過剩的精力,積極地充實他們的餘暇,也妝點一下城市的風貌,談不上什麼高遠的理想。一九六八年市政局開始在各公園、遊樂場及社區會堂舉辦免費娛樂節目,算是政府積極推動「普及文化」的開始。在這樣的背景和心態下,港英政府「狹化」文化爲康樂事務,再自然也不過。今天香港負責文化事務的部門仍然叫做「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把「康樂」放在「文化」之前,畢竟其來有自。

之後最重要的措施是七、八〇年代間積極發展表演藝術;包括成立官方的藝術團體(話劇團、中樂團與舞蹈團);在各區建立一座又一座的表演場地;成立區議會以發展地方行政,其職責之一則是負責促進區內的康樂文娛活動。而八〇年代初,香港賽馬會爲成立一百週年捐出款項,港府於是順水推舟以這筆資金成立了「香港演藝學院」和「演藝發展局」,其背後理念也是要爲香港培養「(純)表演人才」,當然更需要龐大的創作能量的編作者!

由下而上遊說推動

這樣的情形到了八〇年代後期不得不出現了變化;英政府撤離在即,更明顯的「順水推舟」政策就是推行政治民主化(政治「陰謀論」的詮釋是以「還政於民」的說法來抗拒北京堅持的「還政於中」)。在這樣的大趨勢下,「演藝發展局」不得不改組成「藝術發展局」,也不得不將其關注範疇擴展到視覺藝術、電影藝術,當然還有文學,而藝術發展局也得要有民間推選的代表。這些變化,主要還是靠民間「文化界聯席會議」等由下而上地推動、游說而實現的;一九九五年「香港藝術發展局」正式成立,正是民間力量影響政府改變文化政策的顯例。

藝術發展局成立之後,在委員們的努力之下,於次年發表「五年策略計畫」。然而這些計畫,大多數只是委員們的一廂情願,在政府每年有限的撥款支持下,根本無法一一落實;正如一九九七年文康廣播局局長周德熙所說:「香港至今沒有一套全面的文化政策」!

怎樣制訂長遠而全面的文化政策,是這幾年香港文化界喧嚷不止的大問題。「基本法」第三十四條說:「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硏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第六章第一百四十條、一百四十四條、一百四十八條與一百四十九條等,分別都跟文化、藝術有關,然而基本上都沒有甚麼限制。因此,如何制訂文化政策,到底還是要看香港政府和民間如何互動與努力。

特區施政後的改革

這幾年香港政治變化中直接跟文化有關的,應是「殺局」措施(取消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和「文化委員會」的成立。

回歸前夕,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還在積極草擬有關文化藝術發展的五年計畫,並進行一系列的諮詢工作;可是,一九九八年六月特區政府便公佈「區域組織檢討諮詢文件」,董建華在十月份提出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更表示要取消兩個市政局,成立新的行政架構來專責管理藝術文化及康體事務。爲使一切行政上的措施「師出有據」,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政府委任顧問,研究兩局擬予解散後,如何成立新組織架構以提供和管理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服務。三個月之後,顧問提交報告,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將藝術發展局成員人數由廿二人增加至廿七人、採用跨界投票制選出各界代表以及盡快改善撥款機制等等;又建議設立文化委員會這一「高層次組織」,並「透過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文化政策和文化藝術的撥款優先次序,以及主要文化藝術團體的整體撥款情況,向政府提供意見。」

文化委員會於二〇〇〇年成立,約一年之後,發表了名爲「人文薈萃,日新又新」的諮詢文件。

缺乏實質内涵與共識的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開宗明義便強調其「長遠目標,是要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開拓國際視野,吸取外國的優秀文化,令香港發展成一個開放多元的國際文化都會。」而其使命則「是要鼓勵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認識和參與;豐富整體社會的文化內涵;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共同價値觀;建立香港人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自信和自豪。」進而提出了「以人爲本」、「多元發展」、「尊重表達自由」、「全方位推動」、「建立伙伴關係」和「民間主導」等原則和策略。

諮詢文件不厚,甚至比想像中薄得多。由於沒有太多的實質內容,其引發的爭論其實不算深入,比較値得爭議的地方在於「多元發展」方面的說法。文化委員會提出:「香港是一個位居中國南方、以華人爲絕大多數的國際級城市,我們要兼收中外文化所長,建立一個一本多元、面向世界的文化環境。」曾有朋友質疑這「一本多元」,與近年談得頗多且似已達成共識的「一體多元」有何異同;如果這是主觀的語詞選擇,筆者也以爲「一體多元」比較穩當。「本」與「元」意本重疊,「一本」可以開出「多元」?那「本」是甚麼?文委會將自陷於一個難以圓說的困局。

如何才算重視文化?

「民間主導」是另一個倍受關注的焦點;從「殺局」事件開始,民間逐漸開始懷疑中央政府要收回權力。因此,民間怎樣才能眞正主導?政府怎樣把自己的職責界定清楚?怎樣才能培養出一個眞正的公民社會?怎樣使民間的力量能健康成長,與政府一起來分擔發展文化的工作?

以上這些都是問題,而更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教育;不只是對「下一代」的教育,同樣重要的是對我們自己的教育、對整個社會的教育。怎樣使香港成爲一個「學習的社會」?這幾年香港力倡教育改革,整天在鼓吹「終身學習」,而要建設一個「以人爲本」的社會,我想學習更是必須。譬如說:「人本」的意思是甚麼?文化委員會解釋得很好:「文化發展不能脫離市民和社區的需要。香港社會風氣比較短視和傾向功利主義,忽略精神生活,我們需要有一個更重視文化內涵的社會環境。」然而,這「文化內涵」是甚麼意思?前些時候環保團體反對九廣鐵路的興建要經過塱原濕地,有人便質問環保團體:「人的發展重要,還是鳥兒重要?」驟聽之下,這些不顧自然生態立場的人不也是鼓吹「以人爲本」嗎?

長遠的文化建設與教育

一個社會如何才算「重視文化」?我們應如何不斷學習「人本」?難道只在於反映香港有多少個劇院?每年有多少演出?政府撥款給藝術團體多少資助?

當大多數人不知道誰是楊衢雲(註1),當蔡元培的墓地只能寂寞地對著斜陽,我們得承認我們的文化水平不高;同樣是獲頒「大紫荊勳章」,當社會人士只知道李嘉誠,或只因楊光是一九六七年暴動時的左派領導而爭議不休,而對早已得到同樣勳銜的饒宗頤(註2)一無所知的時候,我們得承認,這個社會的文化品味眞是大有問題。余秋雨說香港既有饒宗頤,就當然不是「文化沙漠」,筆者也從不認爲香港是文化沙漠;然而,當想到香港既應以饒公爲傲,可這裡卻沒有一個長期展列他的著作與書畫的地方的時候,也只得無可奈何地承認:香港的文化根基眞的比較淺,眞的需要從基礎做起,努力求進!

這是更長遠的問題了。

「一國兩制」是個大實驗,香港對於全體中國人而言是座極富意義的實驗室;因此,總是將香港跟上海、新加坡比較是沒有意思的,彼此的性質根本就大不相同。當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連中國大陸也在做如此重大嘗試與改革的時候,香港人還不抖擻精神,從政府到民間都更大膽地開放自己,多做一些有創意的文化實驗?

註:

1.楊衢雲,祖籍福建海澄(今廈門杏林)霞陽村,一八六一年出生於虎門,幼隨父定居香港。一八九〇年楊與友人在香港成立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為旨,楊被推為領袖。一八九五年,楊與文社為基礎,與孫中山攜手在港成立興中會,楊被推為首任會長,到處鼓吹革命,並策劃起義。一九〇一年,楊遭清廷派人刺殺於寓所内,終年四十歲,遺體葬於香港跑馬地香港墳場内。

2.饒宗頤是蜚聲國際的國學大師,在文學、歷史、哲學、書畫、考古、音樂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

 

文字|張秉權 香港資深藝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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