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多年的「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在正名為「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簡稱NSO）後，仍礙於體制的問題而妾身未明；藉著這波世界樂團音樂總監替換風與NSO甫出爐的音樂總監簡文彬即將接任之際，作者借鑑國外各樂團的經營歷程，來省思國内樂團的未來。
當管弦樂團在西方已步入暮年之際，台灣的國家級樂團才剛完成「實驗」階段，體制至今妾身未明。近年雖不能說沒有成長，但諸事風波不斷、雷大雨小、事倍功半，與民衆期望差距頗大。很多人質疑，管弦樂團不是新發明的時髦玩意兒，多得是現成經驗與技術，爲什麼區區百人樂團花二十年都無法搞好？
以制度解決問題無解
每提及這個問題，相關人士泰半把關鍵推向所謂的「制度問題」，認爲只要建立理想制度，樂團便能長治久安。這句話聽來似乎無可反駁，然而筆者意見恰好相反。期待由制度解決所有問題、並依賴世界樂團經營法則，正是公設樂團問題無解的原因。從理論面和實際面來觀察，均是如此。
每當體制議題端上檯面，各方人馬儼然都化成正義使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呈現混亂的多頭角力。美其名討論樂團經營，實則是權益的拉距，「樂團之道」在沒有實證的情況下，衆說紛紜、治絲益棼，成爲無解之謎，政策也就裹足不前。官員和民代爲什麼不相信「專家說法」呢？ 一來專家太多，二來政界畢竟得爲民衆看緊荷包，只論現實，不得不精打細算。音樂家如果以爲擬出一份美妙的企畫案可以解決問題，未免太一廂情願。
「理論」之害，在於它看似美好，卻未必符合本地實況，常常幫倒忙。這和政治頗多相似。衆所周知世界風土民情，無二地一致，所以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拷貝另一國家的政治制度。例如美國獨立自英國，但兩者採取截然不同的憲法，各自運行良好，其中一國歷經改革還保留封建遺跡「皇室」；反之，菲律賓脫離美國殖民獨立，幾乎接受全套美式憲法，結果如今被視爲民主惡例，民不聊生。
法則得自於經驗，而經驗得自於實務。模仿別人固有現成的好處，也有水土不服的風險。交響樂團這種生於西方、成於西方的東西，從藝術表現到行政管理，很多地方我們無法不仰賴國外經驗。現代台灣音樂家極大比率都是留學歸國，無疑地，他們熟知國外音樂界生態和制度。然而西方音樂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管弦樂更是其代表象徵之一，其活動與社會盤根錯結，有其生存的歷史淵源，其特有的表演、經紀、出版機制，則未必是台灣社會所能重現。
本地樂團的活動，向來都是推廣多過自發需求，無法從與大衆的直接互動中，產生自然成長或轉變。而管弦樂團活動所產生的回饋能量，更遠不足以支持這項龐大的恐龍藝術。九〇年代曾有一段樂團活動尚稱蓬勃的階段，但時潮不住、環境無常，現在台灣交響樂團愈來愈像養在池裡的鯨魚，沒有刻意照料根本活不了。如果認為硬把國外制度取法過來，才是經營之道，那就像企圖把哈雷機車引擎拆下來，裝到台製的迪奧五十機車上一樣，恐怕是災難一場。試問紐約愛樂、大都會歌劇院、波土頓交響樂團的活動能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經過多久的歷史才琢磨出這樣成熟的管理機制。如果台灣「見賢思齊」，全盤照抄，那就是沒有嘴巴先長胃，死路一條。
遺憾的是，音樂工作者常不先問為社會做了什麼？先問社會為自己做了什麼，於是自怨自憐，認爲和國外樂團相比，沒有錢途又沒有尊嚴。指揮差勁、行政無能、觀衆沒水準，更把「制度不合理」作爲樂團無法進步的理由。其實擺開國際規格不談，和國內其他辛苦經營的表演團隊比起來，NSO的團員已經是最肥的差事。筆者不曾聽過哪個小劇場、歌仔戲團、舞團、甚至民間管弦樂團的成員，能如此計較福利、制度、權益。
文化人常說，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不懂文化。這樣的說法對了一半，因爲官員懂得現實的另一半。交響樂團法案送到他們面前，就像希臘天書一樣難讀，但龐大的預算和赤字，則是人人皆曉。尤其近年耗資聘請國際高檔指揮家做音樂總監，動輒演出大編制後期浪漫交響曲（這對外國樂團也算奢侈的事），結果既未在票房造成轟動，又沒在街坊傳爲美談，損益一衡量，決策上相對保守，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官員不捧場，藝術家覺得待遇不公，這就演成了僵局。誰說「外國經驗」一定幫得上忙呢？
天下沒有經營不了的樂團
若說外國經驗眞幫得上忙，唯一的啓示就是「不管什麼制度，天下沒有經營不了的樂團。關鑑在人們眞的需要。」
沒有好待遇成不了好團？別瞎說，光東西兩大陣營比較看看就知道端倪。美國樂團地位尊貴，團員常因待遇罷工抗議（美國樂團待遇榜首是紐約愛樂，年薪八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約合台幣兩百八十萬元），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樂團別說福利無著，連思想都不得自由。大陸開放之初，筆者親見中央樂團首席背著提琴，騎破腳踏車越過半個北京市上班。然而蘇聯和東歐樂團素質仍是有目共睹，樂界盛傳「要聽眞的音樂？別去美國，到東歐去！」蘇聯解體首創第一個無政府補助的「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RNO），團員對如何自甘拋棄公家樂團鐵飯碗、抗拒高生活水平的西方社會仍津津樂道。唯一的理由是，他們投身音樂，他們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事情。物質是社會富裕的指數，和藝術無關。
就樂團身世而論，各樂團起源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出身皇室貴族，如維也納愛樂（前身奧國皇家宮廷歌劇院）、聖彼得堡愛樂（沙皇的宮廷管弦樂團）；有的脫胎自宗教團體，如德勒斯登國家管弦樂團；有的原爲商賈買辦娛樂服務，如萊比錫布商大廈樂團。有的是爲「廳」而設團，如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弦樂團（荷蘭本無大管弦樂傳統，十九世紀末爲提振國家地位興建音樂會堂，與兩廳院有點接近）；有的純粹爲了開店做生意，如柏林愛樂；有的是財團或基金會支持成立，如波士頓交響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紐約愛樂；有的出自個人之手，如畢勤的倫敦愛樂和皇家愛樂、李格（英國EMI前唱片公司知名的錄音工程師）錄音御用的愛樂管弦樂團、馬利納的聖馬丁管弦樂團；或有的一開始就是團員兼老闆、集體入股共治的倫敦交響樂團。
足見樂團是有機體，有其身世和經營之道，各憑本事。好比不可能看到人家有錢，就去拜他做爹，享受徜來的榮華富貴。反省為什麼台灣沒有企業家願意捐二十億給NSO做基金？爲什麼NSO團員不乾脆每個人出資一百萬做樂團老闆？這是因爲根本沒有人認爲這是划算或値得的投資。凡事都是因果相扣，樂團要受到社會支持，就要表現出相對的成績和可信度，甚至成爲一地文化榮耀。這一切還是回到問題的源頭──「音樂」，沒有音樂，一切免談。
回顧錯綜複雜的管弦樂團史，可以發現「音樂」還是一切力量的源頭。有些樂團以長時間塑造一地音樂傳統，有些原來並不出衆的樂團則藉奇才俊彥一鳴驚人（如賽門．拉圖指領導的伯明罕交響樂團、楊頌斯領導的奧斯陸愛樂）。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制度和物質都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這個樂團有沒有「音樂」？以NSO目前的條件，在世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既然不至於因爲飢寒交迫影響藝術，那就得先交出成績，再談社會的進一步支持。否則，再多的制度研議都只是空談。
遠見與民營化
至於如何建設樂團的生命力？甫於今年卸任的前NSO音樂總監林望傑離職時曾有過這樣的感言：「有錢不能成就偉大的樂團，還要有『遠見』。」他以克里夫蘭管弦樂團爲例，說該團自創立之初就許下成爲世界一流樂團的心願。又說：「NSO一定要走上財團法人的制度，如此才能夠在人事安排、制度發展上確立目標。……現實的募款問題也不能缺少。以克里夫蘭管弦樂團爲例，一百零五位樂團團員，佐以七十多位行政人員。其中光是專業的募款人，就有二十多人……」林望傑以傳統古典音樂家的眼光來看問題，欠缺新意，但至少透露三個重要訊息。
第一是「遠見」，意謂我們的樂團是個沒有宗旨、沒有前景的無頭樂團。第二是「財團法人化」，暗示適度的民營化，才能迫使樂團找到「自我」和方向。第三「錢很重要」，但是得在樂團有自我、有遠見之後，才有希望找到。這是西方樂團成功的經驗，可以作為所有台灣樂團經營者參考。但我們還是要提防陷入先前提到全盤模仿的迷思。林望傑常念念不忘「以克里夫蘭爲例……」，代表林望傑在台數年，仍無法融入本地環境，自然找不到解決台灣管弦樂團問題的鎖鑰。筆者認爲，所謂的「遠見」應該是找出樂團己身的使命和定位，未必一定要籠統地做「世界一流古典樂團」，各樂團可以自行標榜「最通俗」、「最前衛」、「最傳統」、「最本土」、「專業歌劇」、「專業戲曲改革」，讓自己有個中心政策。
我們要交響樂團做啥？
樂界曾流傳一則笑話，某位立法委員曾問：「我們要交響樂團幹啥？」這位委員後來被當成無知、愚昧者來取笑。可是這個巨變的時代，這位委員的大哉問，實有當頭棒喝之效。我們可以把它視爲直接的質疑，台灣每年花那麼多錢替西方國家養一個「國樂團」做什麼？這不就像要維也納人成立京劇團一樣，眞有必要？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它視爲一種反向性質疑。透過質問「要交響樂團做啥？」讓我們從根本面重新思考管弦樂團在社會的功能，從而分析出恰當的作爲。而不是盲目地花大筆時間和金錢，一大群人抱著樂器，從事誰也說不出目的何在的事。
倫敦交響樂團總秘書長佛萊許曼曾在一九八七年發出警語：「這是我們將交響樂團一把火燒掉的最佳時刻。對音樂家來說，樂團是他們輪班浪費靈魂的工廠。對觀衆來說，它代表了一種乏味而且是逐漸消逝的習慣。……如果我們想要拯救交響樂團，我們必須接受我們已經知道的樂團已死的事實。」他其實是提醒大衆，巨變的社會結構下，人們應提早思考未來的音樂表演生態。實際上，西方古典音樂事業早就走下坡，而台灣遲至九〇年代初兩廳院落成後才眞正升起曙光。十多年來，台灣樂界完全沒有警覺「明日何在？」的遠見，只述而不作地消費西方舊文化，吊車尾趕上古典音樂最後一抹榮景。當古典音樂眞的成爲逝去的時尚，台灣這幾個超級昂貴的古典戲班子，會不會變成超級爛攤子？九七年起，全歐洲、美國有無數樂團和歌劇院關閉或精簡，古典唱片公司不是結束就是裁併，新一波音樂總監輪替只剩幾個老將卡位，古典世界如此窮途末路，海角天邊的台灣島景氣跌到谷底，眞不須想一想該怎麼做嗎？
筆者並非反交響樂團者，再次強調在這當口，迷信「移植制度」不過是徒務皮毛。以目前台灣的議事文化，透過紙上談兵締造一個夢幻樂團，那是天方夜譚。音樂工作者除賣力爭取退休金和停車位之外，要有長遠的視野，組織一個為社會所需要、為音樂文化探路的音樂組織。
民營化是自力更生的第一步
無疑的，捧金飯碗的人不會有多餘智慧去思考這些百年大計。所以樂團盡可能民營化（財團法人制、基金會制）絕對是好的，競爭和發展本是自由社會的遊戲規則。樂團民營化後，必須被迫和大衆碰撞，從教科書和老樂譜中走出來，思考自己獨立的存在意義。去年六月公聽會，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強調「公營機構財團法人化是新政府的一個趨勢」，「未來文化部將扮演推手，幫助所有藝術團隊蓬勃發展，而不是強勢主導藝術發展。」財團法人化後的樂團仍可得到國家基金補助，但要承擔盈虧、票房的壓力。這的確是前瞻性的看法，遺憾的是，新政府明確宣示的承諾猶尚跳票，何況是這些「聽聽就好」的公聽會呢？
看看兩岸三地，大陸和香港的努力顯然更活潑積極。例如香港中樂團在今年四月，在總監閻惠昌帶動下宣告成立「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採取經費自籌並由政府補助的方式，堪稱創舉。北京管弦樂界不但打破以往國營僵化局面，九六年中央樂團率先改制「中國交響樂團」（首任總監陳佐湟、現任湯沐海），後有譚利華的「北京愛樂」、余隆的「中國愛樂」相互競爭、互別苗頭，雖然戰況慘烈，但至少樂團不斷從中吸取「體制、演出水平和營銷」三方面的成長經驗，相形之下台灣樂團NSO也好、台北市交也好，真是溫室花朵，殆無生氣。
筆者更大膽建言，政府甚至可以把原本提供公設樂團的資源，開放給所有民間樂團公平爭取。筆者發現，不少眞正有理念、有作爲的人才，反而打不進既成體系的管弦樂界。國家照顧的假公平，對眞正値得補助的人反而造成了不公平。美國福特基金會曾提供八千多萬美金補助管弦樂團，條件是申請者得承諾自行另外籌募申請額的兩倍。結果一方面重賞之下果然出勇夫，另一方面沒本事的樂團則自然淘汰出局。至於民營化後，是否會出現經營不善、品質下跌的情況？並非沒有可能，但是如果沒有經過這個受傷歷程，本土樂團生存之道就永遠揣摩不出來，所謂的「理想制度」將繼續紙上談兵。
總而言之，「制度」的確非常重要，但它是組織或企業體在求生階段中，設計出來的生存法則。所以樂團的理念和求生的動力是相當重要的，爲了刺激樂團能找到自己的生命力，就該拔掉樂團身上的插管和呼吸器，徹底開放化、自由化、民營化。如果這點道理不明白，持續在條例法則做拉距，台灣樂團的末日不遠矣。
文字｜楊忠衡 資深媒體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