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澳洲的洛伊．紐森，一本真率坦蕩的個性，二十年來，他不讓媒體拍照，因為他覺得「媒體要我的照片是因為我的作品要發表，為什麼不用作品的照片呢？」
DV8成立了快二十年，仍然擠在倫敦東區一個藝術團體共用的辦公角落裡。
在如山的文件與檔案之間，三個工作人員埋首於電腦螢幕前，一個身材中等的光頭男子背對著門，擠在擁塞的辦公桌間講著電話，喧嘩人聲中，遠遠得就看見了他們。
一個創作總是驚世駭俗的作業總部，DV8擠身於一個牆面貼滿了海報的角落裡。
側身擠進了DV8的角落，每個人仍沈浸在自己的電腦螢幕前，忽然覺得自己有點蠢，站在一個不屬於我的空間裡，遲疑著是不是該開口，光頭男子回過身來，一雙清澈的眼睛望著我，向我點了點頭。那會是紐森嗎？不像傳說中的那麼怪嘛！
只能看到後腦勺的藝術家
紐森在舞蹈界是以「怪」出名的，除了他的作品驚世駭俗、經常讓人坐立難安之外，他兩三年才發表一個新作，花很長的時間在田野調查以及訓練發展上，很少製作舊舞作，因為嫌它無趣、挑戰性不夠。私底下，其為人之低調更是少見。不管怎麼說，表演家總是愛現的嘛！偏生此翁不落俗套，不願宣傳自己，也不給拍照。
問他為什麼不讓人拍照，他的理由很簡單：「媒體要我的照片是因為我的作品要發表，為什麼不用作品的照片呢？」有一回，澳洲出版界為配合公元二千年的奧林匹克，出版了一本五十個傑出澳洲人的專書，其中也包括了紐森，但他硬是不肯拍照，最後勉強給照了一張後腦勺，還數說了人家一頓：「要找傑出人士，我媽比我強多了，她是個比我更好、更仁慈、幫助過很多人的好人，我算是什麼？」據說連雲門藝術總監林懷民有一次也見識過他的「怪」，在一次藝術節各家舞蹈大師群聚的合照場合，他也照樣以後腦勺子奉上。
倒不是矯情，他真是討厭「名流文化」，更不願被迫作文化名人，而失去了自由。在一九八六年DV8首演時，紐森曾被說服拍過一次「宣傳照」，立即就後悔了，自此近二十年再也不肯拍照。他說：「如果人家不認得我，我就一直可以維持我作為社會『觀察者』的身分。」從一九九二年作品Strange Fish後，他就結束了舞者兼編舞的雙重身分，跳出來專心創作，於是作一位永遠的觀察家，滲透社會的肌理似乎正是紐森的創作動能，用肢體語言撰寫文化批判是他的創作理想。
不斷的自我質詢、幾近天真的坦蕩
與紐森的對談很有趣，動不動，他就自言自語地反駁自己的說法，不時變換角度，權衡不同面向觀點，好像自我質詢般：「要不要說真話？為了什麼要說真話？吐露實情是為了真相？還是為了本身的利益？要說多少真話？」有時聽似是個問題，有時又像是自我辯解。
時不時，他就會反問你一個有關「你」的問題，例如：「你為什麼這麼說？」「那麼你呢？」「你覺得呢？」「這在台灣環境裡成立不成立？」倒不是他生性就愛刺探隱私，而是一種對人與文化基本的好奇與興趣。這種幾近天真的直率，讓這位來自陽光國度──澳洲的「外國人」，身處理性疏離與層層自我保護的英國社會中尤其醒目，直條條地挑戰階級禁錮依舊牢固的社會肌理，而這古老帝國裡層層的階級禁制與文化壓抑，則成為他的創作資源。
他作品中幾近殘酷的直截了當，刺激著觀眾習以為常的視覺習慣與唯美經驗，他要挑戰的不止是觀者的視覺，更是對靈魂、最底層的慾望、心性、動機作嚴峻的檢查。凡是現今社會中的虛偽、造作、浮誇、排他，這些個層層疊疊的虛枉與做作，在他那亮澄澄的目光下，似乎都要生吞活剝似地都現了形。
創作永遠是為了「有話要說」
在八○年代的英國，柴契爾主政，新保守主義當道、國營事業全面民營化，社會上似乎瀰漫著一股沈重灰澀的氣壓，「金錢至上」的原則讓藝術界抓狂，DV8（英文發音等同Deviate，意思是：背離常規、偏離常態）就是在那種氛圍下成立的。紐森說：「我們當時以為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現在回頭看看，才知道無力可回天。今天的商業至上風氣比以前更甚，很多朋友開始做商業作品，我不怪他們，只要我自己不做就好了。」
除了英國藝術協會（Arts Council England）的贊助外，DV8主要依賴與歐洲各地劇院「合製（co-production）」所提供的經費維持創作。最近，一家跨國公司找上了紐森，出資委託創作，大筆送上門來的銀子被謝絕了。紐森說：「我創作是為了『有話要說』，表達的是與我生活有關、讓我思索檢驗的議題，我不能做別人的作品、代別人發聲。」這就說明了為什麼DV8成立二十年後仍擠在倫敦東區的小辦公室裡，為什麼DV8不追逐藝術節與藝術經紀人，為什麼紐森仍能維持乾乾淨淨的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