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期刊出黑眼睛文化「劇場手邊書」系列的第二本書《波瓦軍械庫：預演革命的受壓迫者美學》精采摘要，針對「社區劇場」提出精采的見解。該系列由牯嶺街小劇場策劃，耿一偉主編，是一項長期的出版計畫。以手邊書的親和形式，兼顧前衛、時代性、深入淺出的考量，尤其注重以個別作者對國內現況的觀察，提出有用的論題方向，彌補中文出版的空缺。
大約從二○○○年開始，戲劇教育、社區劇場、應用劇場等相關的研討會與研習營已越來越多，幾年下來，不僅從事教習劇場的團體變多了，地區的分佈更廣了，和國際相關領域的交流互動也越來越頻繁，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成為許多從業者不得不認識的一位劇場先驅，他的理念和技巧，即使以當代世界劇場的高度來看，其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的。
這本小書第一章介紹波瓦的生平背景，第二、三章介紹他從受壓迫者劇場到立法劇場（legislative theatre）的幾個主要概念與技巧，第四章則介紹英國教習劇團GYPT和波瓦受壓迫者劇場之間的「相遇」，這樣的例子在國外幾乎數不勝數，我之所以挑選GYPT，一方面因為我個人參與過當年的互動劇場研習營，比較熟悉，二方面也可以讓相關從業人士回頭檢視過去十年來台灣在教習劇場方面的成長歷程（註），第五章則以一場研討會的記錄文章，作為本書正文的結束，但這並不代表受壓迫者劇場在台灣經驗的結束。
波瓦的生平與時代背景：流亡與返鄉（1971以後）
出獄之後（編註1），波瓦開始了海外流亡的人生，途經阿根廷、秘魯，他的第一本書《受壓迫者劇場》，就是一九七四年在阿根廷出版的；後來他又輾轉流亡到葡萄牙，最後來到了法國巴黎，在這裡他一直待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才又回到巴西。他的被捕下獄與出獄流亡，也讓創團將近二十年的阿利那劇團（編註2）搖搖欲墜，先是阿如汀（Luis Carlos Arutim）導了一齣內容貧乏、了無新意的關門之作《甜美的拉丁美洲》Doce América Latina，緊接著就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吹熄燈號，後來雖然阿如汀仍以出租場地的方式來苟延殘喘，但劇團終於還是在一九七七年壽終正寢。
在流亡巴黎的十二年期間，波瓦開班教導劇場作為革命工具的方法與技巧，積極地發展受壓迫者劇場的理論，並且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受壓迫者劇場中心（The Center of 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in Paris，CTO-Paris），還在一九八一年主辦第一屆「受壓迫者劇場國際藝術節」；他也不斷地接受世界各地的邀約，面對眾多的教師、囚犯、演員、社會工作者、心理治療師等，主持一系列的受壓迫者劇場工作坊。
除「外在壓迫」的實踐，也探索「內在壓迫」的種種
一九八五年，巴西舉行總統大選，由自由陣線黨、巴西民主運動黨提名的坦克雷多．內維斯（Tancredo Neves）和荷西．薩爾內（José Sarney）分別當選巴西的總統和副總統，長達二十一年的巴西軍人獨裁統治政權正式宣告結束，恢復民主政治。波瓦也在這樣的政治氣候當中回到巴西，直到今天都住在里約熱內盧，他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了里約受壓迫者劇場中心（The Center of 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in Rio, CTO-Rio），他也和各種社會團體與不同族群的人進行訓練與製作演出的工作，包括家庭主婦、女傭、同性戀、佃農、黑人學生等。
流亡法國期間，他除了「外在壓迫」（external oppression）的實踐之外，也探索「內在壓迫」（internal oppression）的種種，這方面的工作成果，後來寫成了《慾望彩虹：波瓦的劇場與治療方法》The Rainbow of Desires: The Boal Method of Theatre and Therapy一書。寫這本書的同時，他正在替巴西勞工黨競選里約熱內盧的立法委員；在書中他檢視了自己近四十年的劇場工作，他發現在南美洲從事受壓迫者劇場時，所面對與處理的多半環繞著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強權欺弱、低廉工資與惡劣的工作環境等議題，但反觀西歐人所面臨的，卻不外乎是寂寞、空虛、恐懼、社交封閉、漫無目標等現代文明所產生的精神症候。面對這個議題性的轉變，波瓦發展出一套新的技巧與理論，來適應受壓迫者劇場從拉丁美洲轉移到歐洲的文化脈絡變遷，他形容歐洲人的精神狀態是由「腦中警察」（the cop in the head）所致，這種內在壓迫的力量，使得他們無法採取政治行動，波瓦相信只要將腦中警察揪出來，就可以進行內在解放的心理治療；這個理論脈絡的發展，在許多層面上可與戲劇治療進行合流、對應、比較與應用（請參閱第三章）。
波瓦曾說過一則「政治救生員」（The Political Master Swimmer）的寓言，在這個故事裡，有一位救人無數、且經常心懷天下蒼生疾苦的救生員，有一天他在游泳池邊閱讀著馬克思、恩格斯與毛澤東的作品，聽到有個溺水的人聲嘶力竭地在呼救，救生員本能地準備要跳下水去救他，但想到他自己是一名政治救生員，而不是任何一位阿貓阿狗的救生員，他便對溺水者說：「抱歉，先生，我是一位政治救生員，而你不過是一個人；等到至少有二十個像你一樣的溺水者，我就會替你們服務，準備幫你們，拯救你們。」（Boal 1994: 134）從這裡可以看出波瓦對布爾喬亞個人主義與教條主義的痛斥與諷刺，他的想法很簡單，也很積極，「如果我可以幫忙，我就做」，他所關心的是人，而不是想法、信條或概念，所以他給人的印象通常是個作品很政治的劇場人，但絕不是個有劇場工作的政客。
將劇團帶進立法組織，成功推動法案
果不其然，一九九二年，他寫下了另一頁新歷史，在上千名的立法委員候選人當中脫穎而出，成為四十五位立法委員中的一分子，於是乎他把整個劇團帶進市議會（the Rio de Janeiro Camara dos Vereadores，相當於里約市議會之類的權力機構，具有立法功能）的組織架構中（1993-1996），這項新的作為，導致了所謂「立法劇場」的出現，他透過劇場的方式，成功地推動了十三項法案的通過（請參閱第三章），藉此達到了真正的民主，這項技巧也被運用到巴西和歐洲（像是倫敦）的其他城市。
一九九四年，波瓦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頒贈的畢卡索勳章（Pable Picasso Medal）。一九九七年八月，高等教育劇場協會（Association of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於伊利諾州的芝加哥舉辦國際研討會，波瓦受邀主持一場五小時的工作坊，並獲頒終生成就獎。一九九九年二月至三月，波瓦周遊美國，其間造訪了許多大學院校，他發現其中有很多學生自組的受壓迫者劇場社團，經常性地在鑽研他的技巧。
近年來，波瓦也導了一些傳統的劇目，同時也將他的觸角延伸到受刑人和佃農運動（the landless peasants movement），而且論述不輟，有些已經被譯成三十五種文字；二○○一年，他還出版了自傳《哈姆雷特與烘焙師之子：我在劇場與政治的生涯》；二○○六年，出版《受壓迫者美學》The Aesthetics of the Oppressed；到目前為止，他對於受壓迫者劇場美學理論與實踐技巧的教導與推廣仍不遺餘力，其在世界劇場的影響力也還在不斷地與日俱增。
年逾古稀的波瓦，依然活力充沛，根本沒有停緩下來的跡象，他精氣十足地說：「我從來都沒有辦法停止活著，從來都不曾，從不，絕不」（Boal 2001: 350）。
註：但這絕非指台灣的教習劇場發展從GYPT引進算起，鄭黛瓊在〈教習劇場在臺發展概況〉（收錄於《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TIE》，頁59-73）一文中指出：「論起教習劇場正式引進臺灣的歷史，應從一九九二年開始算起；最初是以『教育劇場』之名被引進。」（頁59），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該文。
編註
1. 1971年時，波瓦因其編導的戲劇的爭議內容，被貼上「文化行動分子」的標籤，後來因激進的政治立場與鼓勵農民上街訴求土地改革等理由，被巴西軍政府逮捕入獄服刑三個月。
2. 波瓦在下獄前擔任該團的聯合藝術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