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相較於上一個世紀八○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戒嚴令鬆綁前後，社會力解放，小劇場人才輩出，作品與社會同步脈動，創作力大鳴大放的繁花盛況；九○年代迄今的小劇場顯得「安靜」許多，出身學運世代的創作者轉而投入劇場美學與形式的內省探索，年輕一輩的創作者則沒有傳統的包袱，不受國族意識、歷史記憶或殖民主義等大論述所束縛，趨向關注微觀的、日常生活的、感官的個人經驗。更無法忽視的現實是，面對資本化、全球化的消費市場，文創產業的口號漫天價響，連劇場也成為生產性、消費性的商品，還有多少人能繼續在小劇場，發出最生猛犀利的批判力道？新生代的創作者，又如何思考自身與社會的關係？

再一次拒絕長大  思辨中尋求在社會中立足方式

作為台灣左傾劇團最年輕的一支，再拒劇團編導黃思農認同八○年代以降存在於劇場的革命圖騰，卻也否認這是自己從事劇場的必然理由。不同於一般人對七年級生的刻板印象，黃思農說，因為家庭教育的關係，他從小被訓練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質疑學校課堂不經大腦反應就強迫吸收的知識，教科書以外的世界更能引起他的興趣。因為提問與思辨之必要且理所當然，所以，再拒劇團的全名「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拒絕」並非「接受」的反面，而是接受了什麼，又拒絕了什麼，從反覆自我詰問中，尋求在社會中立足的方式，以及在生活中實踐個體自由與責任所選擇的態度。「因為不斷拒絕，所以可以不斷調整自己的位置，永遠新生，就像尼采所說的『自我毀滅』，必須透過破除什麼東西不是你的，再找到什麼東西是你的。」

劇場，是黃思農選擇與世界對話的媒介，而創作，則是一種論述當下的過程。在過程中，黃思農企圖探索這一代年輕人在台灣社會，文化與階級的角色與處境，從每個微小細節中找尋自己的座標。不同於上個世代的劇場工作者，對他而言，革命不再是轟轟烈烈地拋頭顱，灑熱血，或是上街呼喊「無產階級萬歲」，革命是日常生活的反抗實踐，而在看似駁雜、分裂、多元的社會裡，黃思農認為，沈默更能讓人感受到力量，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沉默，而是一種革命前夕的暖身，潛蘊喧囂風暴的迎戰姿態。一如他在網誌上所引述的魯迅《野草》題辭：「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黑盒子之外，黃思農出入樂生療養院、左翼帳篷劇場，同時也活動於台北國際詩歌節、太平洋詩歌節、東海岸音樂季，二胡、吉他、效果器是他的武器。黃思農說，他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名創作者，而不是一個社會運動者，只是透過創作去反芻、回應當下社會發生的事情。二○○五年，民進黨二度執政，深綠崛起，藍綠對立變得非常嚴重，很多人開始不相信政治，在那個時空之下，他以陳克華的詩為文本，發表作品《咒》，對國族本位主義和法西斯情感提出強烈批判，以詩作中施虐和被虐的意象，比喻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我關心的是廣義的政治，也就是眾人之事。」同年十一月，劇團受邀台北詩歌節的開幕演出《島嶼》，藉由詩人許悔之、向陽、葉覓覓的作品，探索人民的集體記憶與失憶，如何面對白色恐怖的歷史經驗。

有意識地站在邊緣位置  不斷地質疑與創作

二○○七年，在四四南村與多位獨立樂手合作演出搖滾音樂劇《沉默的左手》，則從高捷泰勞暴動、法國右翼抬頭下的種族隔離與反抗運動等社會事件及東南亞新移民在台處境，反思資本機器、階級剝削等台灣社會問題。「這齣戲起草於二○○五年聖誕節前夕，當時巴黎爆發因穆斯林移民問題所引起震驚全球的抗爭，同時期高雄捷運的北岡山機場工地裡泰勞群起暴動，促使我們思考這其中的關聯性。」黃思農強調：「我們沒有也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幫外籍勞工和外籍配偶說他們的故事，這齣戲是一個『自我反省』的過程，我只是想藉由這個故事來說說『他者』的意義。」

「我有意識地站在邊緣的位置，或者說我也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一群吧。」新作《美國夢工廠》從七年級生的角度出發，思索著：「我們身處在什麼樣的階級？上一代又是在什麼階級中長大的？我們的價值觀如何形成？如何受到影響？新世代該如何對抗單一的社會價值與期望，走出不一樣的路？」黃思農說：「上一代被美國物質文明影響，這一代物質充裕許多，但不代表他們沒有被上一代的美國夢所影響。這個社會表面上看來眾聲喧嘩，但價值體系並沒有因此變得多元，還是一個比較扁平的世界，大多數人盲目從眾，缺乏自己真正的信仰。」

很多人批評七年級是沒有夢想的一代，黃思農認為：「不管是飛特族、啃老族到爛草莓，這個時代很多年輕人寧願選擇打工，也不願去找正職工作。他們選擇消極或積極地抵抗和逃避，並不是他們沒有夢想，而是這個世界真的很爛，而且沒有意義。與其追究為什麼年輕人沒有夢，不如問這個社會給這一代年輕人什麼樣的世界？」

不斷質疑自己與世界的相對關係，黃思農將持續不斷地透過思考、創作，告訴每個走進劇場的人，面對一個機械而去人性的資本社會，覺醒與行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