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Si on est heureux mieux vaut pique-niquer qu’aller au théâtre.（如果我們是幸福的話，那就去野餐，比來劇場值得。）——瓦里科夫斯基

二○○九的亞維儂藝術節，瓦里科夫斯基將當時最新作品《阿波隆尼亞》(A)pollonia，帶入了教皇宮中上演，顯示出他成為當代主要劇場導演的指標。從較早的莫奴虛金，到近年的卡士鐵路奇，作品能於教皇宮上演，似乎已成為對於歐洲當代導演的加冕與肯定，台灣觀眾能於去年欣賞卡士鐵路奇的作品《嘿！女生》Hey Girl，現在又可與瓦里科夫斯基的作品直接接觸，實為不可錯過的機會。

筆者於亞維儂藝術節觀賞此一作品，在波蘭文為主、法文字幕為輔之下，以選擇性的角度觀看，雖然無法全然了解演員口中字句，然而舞台場面的張力與筆者心中的共鳴，卻全然不失作品自身傳達之意涵。若當代劇場文本僅為元素之一，真正表現地便在劇場語言（langage théâtral）中與觀眾交流。因此，筆者欣賞的並非傳統的文本再現（représentation du drame），而是真正獨立的劇場作品（œuvre théâtrale）。

古今文本組合拼貼  營造獨立辯證議題場域

從文本建構與場面調度來看，《阿波隆尼亞》這部作品都是由「蒙太奇」（Montage）手法來構成，導演首先理出內心想望之討論主題：對人類共同體的質問、什麼為它帶來了毀滅的威脅、什麼令它痛苦、它的共同記憶為何，以及戰後遺留了什麼。先為這些假設性問題尋求解答，再由不同的文本並置、互疊、拼貼、排列，建構出並非是時間線性的戲劇動作，而是劇場獨立時空的場景配置，再一一將提問置入，因此，文本的完成只是暫時的懸置，等待導演於劇場空間執行，與場面調度相互滲透，成為了完整的劇場作品。蒙太奇的手法，先將一切創作元素打碎，讓創作自身的自由有了確認，再將當代性的思辨於作品之中提問，劇場才能因此成為當代人問題直接辯證的場域，而不再局限於單純表現文本或空間藝術的手段。

循著這樣的自由，瓦里科夫斯基主要將文本建構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先以泰戈爾筆下人物阿瑪勒（Amal）為故事的序曲。阿瑪勒是一位因病而無法遠行的小孩，被舅母以「這世界是我們無法跨越」的謊言來澆熄他的希望，再由希臘神話阿德美特（Admète）、阿爾賽斯特（Alceste）與悲劇角色阿卡曼農（Agamemnon）、克麗泰梅絲特拉（Clytemnestre）為主要的人物情節來闡述複雜人性間的愛恨情仇。第二部分以現代波蘭作家安娜．卡兒（Hanna Krall）根據史實改編的小說，描述一位被發現藏匿廿五名猶太小孩的女性阿波隆妮亞（Apolonia），逃往自己的父親家躲藏，後來被納粹發現，納粹在一場審問中問她父親是否願意以自己的生命來為女兒的行為負責，因父親的拒絕，阿波隆妮亞死於納粹的槍下。接著再以南非作家約翰．馬克斯維爾．科慈（John Maxwell Coetzee）小說中的虛構人物伊莉莎白．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開啟了一場關於猶太人問題的錯誤與痛苦的討論會。

在情節發展之中還穿插了由安徒生、二○○六法國文學獎美法籍作家喬納唐．李德爾（Jonathan Littell）的文學作品、與波蘭作曲家安德烈．切可夫斯基（Andrzej Czajkowski）所寫的詩篇，作為於劇中的演說台詞。這樣大量的作品整合，導演運用每部作品中人物所帶來的意涵，使每一段的場景除了劇情的發展之外，都有獨特的指涉意義與圍繞最主要的質疑（一切的犧牲奉獻後又將帶來了什麼），讓觀眾可以緊扣著意涵氛圍，再由演員的演出帶動戲劇動作，雖然在多元符號的交雜之下，仍能在整體主旨中隨著每段場景的情節觀看。

多媒體流暢調度  取得創作自由

然而，上述的文本處理必定是配合場面調度整體運作。舞台主要由三大主體拼湊，可隨著場景移動置換；中央的牆板背幕成為影像投影的空間，演出中換了十三段場景，場與場之間的交替由人物符號揭開序幕（在每位人物登場前如同開場的標語將名字投影於舞台上），使每一場景似乎獨立又有關聯性的存在。在整體的場面調度上，導演刻意讓真實與戲劇幻覺不斷交替並置；演員的演出，人偶代人的演出，攝影者的介入，當下攝影影像的播放，於場景之外的影像，舞台上搖滾樂器的放置，樂手的演奏歌唱等……都透過巧妙的節奏安排與流暢的執行下，時而分開、時而同步，將觀眾帶進不同層次的時空感之中。透過多媒材的運用調度，而取得整體的一致化（total harmonisé），如同千年前希臘悲劇演出的現代形式，讓我們不再以跨領域的思維來看待，也同時看出當代劇場更突破以往的前瞻性。

蒙太奇的手法讓瓦里科夫斯基確立了他自身創作上的「自由」，從文本建構到場面調度都細心地安排每一份符號所能帶給觀眾的意義，進而提問了許多人類共同的質疑；權利、仇恨、性別、情感、死亡與生命。而人在追求這所有一切時的犧牲奉獻又將帶來了什麼？是於團體之間被盲目的操弄，還是自我神化的追求？在如此政治的提問之下，導演刻意以模棱兩可的方式傳達許多訊息，為的是不將「政治正確」的主觀性傳達給觀眾，而將這份創作的「自由」於作品被觀看的同時轉交給了觀眾，讓觀眾自行思索解答。

同志身分啟動同理心  探討反猶也思索當代波蘭

長期以來，瓦里科夫斯基因自身性向的問題，在保守的波蘭社會中自感為「他者」而孤獨存在，也因此二○○七年他以《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的創作，大膽出櫃。因為同理心，猶太人於二戰時因被納粹歧視遭受迫害的屠殺悲劇，也引發了瓦里科夫斯基對反猶太主義（antisémitisme）的思索，融合古老和現代的文本與真實歷史的悲劇創作了《阿波隆尼亞》，除了反映波蘭於二戰中遭受納粹迫害的歷史外，這個命名也同時顯示出導演對於整體波蘭（Pologne，法語）的社會省思。的確，對瓦里科夫斯基而言，劇場就是不斷反省現實悲劇的場域，因為「如果我們是幸福的話，那就去野餐，比來劇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