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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戰後小說家,如今僅剩八十六歲高齡的瑪杜蝶,作品多為關懷戰後兒童的成長小說。(AFP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航向命運交織的半島 西葡大發現/文化開門 文學篇

紛擾的歷史印記 蘊生璀璨文學

現代西葡文學概述

地理上屬於同一塊半島,歷史上又有糾葛類似的命運,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文學發展,似乎也有著相同的關懷與方向。西班牙現代文學,可以「(內)戰後文學」和「後佛朗哥時期」為兩個觀察階段,豐富的小說創作,形成西班牙文學的豐美景觀。葡萄牙文學相對下雖較為弱勢,但也有精采的詩與小說,留名世界文學史。

地理上屬於同一塊半島,歷史上又有糾葛類似的命運,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文學發展,似乎也有著相同的關懷與方向。西班牙現代文學,可以「(內)戰後文學」和「後佛朗哥時期」為兩個觀察階段,豐富的小說創作,形成西班牙文學的豐美景觀。葡萄牙文學相對下雖較為弱勢,但也有精采的詩與小說,留名世界文學史。

西葡文學的脈絡牽引兩個大陸(歐陸和拉丁美洲),數十個國家(西語拉丁美洲和葡語巴西),盱衡斷代和地緣關係,西班牙和葡萄牙雖因書寫語言不同,同為伊比利半島的一員,歷史命運相互牽絆,文學創作有不少作家獨尊「伊比利文學」;社會國家發展上,獨裁、內戰與革命也是兩國共有的命運。雖然如此,因為語言普及的層面,整體西語文學的發展比葡語文學來得蓬勃璀璨,西班牙文學也比葡萄牙文學相對強勢。

文學脈絡世代相互影響,原不可分割,但是約略的劃分,從點、線的連結,有助我們認識當代西葡文學的樣貌,勾勒些許見樹見林的梗概。

「戰後文學」與「後佛朗哥時期」

當代西班牙文學我們可粗略以「戰後文學」和「後佛朗哥時期」為兩個發展階段。「戰後文學」以從西班牙內戰(1936-1939)結束後,佛朗哥專政時期(1939-1975)為一個階段;「後佛朗哥時期」則為佛朗哥逝世後,跨越到廿一世紀(1975-2011)文學開放多元的面貌。

西班牙戰後文學,小說文類超越盛極一時的詩文類,內戰鬩牆之禍的創傷,戰後的貧苦與佛朗哥獨裁專政的政治議題,成為社會寫實小說的素材,「內戰文學」已經成為廿世紀西班牙文學史的標竿,論述西班牙文學不可遺漏的必讀經典,七十餘年來,內戰成為西班牙各種文化展現(戲劇、電影、文學、繪畫……)的主要文本。

後佛朗哥時期迄今的卅餘年來,多元與未拍案的文學路線,值得進一步觀察西語文學未來發展的趨勢與走向。後佛朗哥時期,小說仍是優勢的創作文類,除了戰後小說家群持續主導書市賣點以外,新興開放的社會讓創作題材多元,先有歷史小說、偵探小說、情色小說蔚為風尚,且有性別主導的趨勢,亦即,男性作家經營偵探小說,女性作家鑽研情色小說。但隨著作家的相繼凋零,偵探小說有逐漸式微的現象,雖有區域性的女作家試圖以性別凸顯(例如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發展另類的「女性偵探小說」,但是不及繼之而起、後來居上的都會小說與流行文化結合的題材。

都會、地景、歷史氛圍……多樣創作風景

相當明顯的例子,是評論家逐漸將文壇發展的趨勢以團隊的名義取代個別點名的方式,也就是以區域作家為範疇:例如卡斯提亞.雷昂(Castilla-León)自治區或加利西亞自治區作家,泰半作品以書寫家鄉人文、地景、日常生活為主軸,例如路易斯.馬特歐.迪亞茲(Luis Matero Díez)、荷西.馬利亞.梅里諾(José María Merino)、馬奴葉.里巴斯(Manuel Rivas)等人。另外,以首都馬德里和巴塞隆納兩大都會為主的作家群,書寫都會生活、現代人文明病(孤寂、婚姻、家庭、父子、母女溝通、女性自主、同志……)等問題。例如胡安.荷西.米亞斯(Juan José Millás,馬德里)和胡安.馬爾塞(Juan Marsé,巴塞隆納),兩人著名的代表作《這就是孤獨》La soledad era esto和《上海夢幻》El embrujo de Shanghai分別描繪馬德里都會女子的挫敗的婚姻和孤寂,以及巴塞隆納遊子望鄉懷舊的心情。胡安.馬爾塞今年推出自傳性質的小說《夢中的書法》Caligrafía de los sueños彷彿是一部寫作生涯的綜合縮影。此外,類同的都會與性別認同題材,以「女性作家」或「女性主義」為旗幟者,則以一九八九年一炮而紅,迄今愈寫愈力(利)的格蘭黛斯(Almudena Grandes)為代表,格蘭黛斯從首部成名作《露露》Las edades de Lulú——探討女性身體、性與愛的大膽開放——到去年的《茵涅絲,妳快樂嗎》Inés y la alegría,連結西班牙游擊隊和二次大戰陽剛的題材,穿插烽火兒女情,展現她向十九世紀小說家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看齊,書寫國家史記的雄心。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氛圍的小說向來是西班牙各個斷代文學的主流,但書寫的內涵漸次有所調整。傳統題材,融入歷史關懷、混血文化(西班牙殖民史、內戰、伊斯蘭與摩爾文化、旅行文學等等),一般咸認為「正統嚴肅」文學,是戰後出生的小說家努力鑽研的目標:西班牙的傳統與歷史,佐以異國風味,並運用拉美文學虛實鑲嵌的技巧,拼貼結合成西班牙一九八○至九○年代間的新小說。例如,廿世紀末成名甚早、引領風騷的穆紐茲.莫里納(Antonio Muñoz Molina)的《波蘭騎士》El jinete polaco及《歐美亞人在哥多華市》Córdoba de los Omeya;赫穌士.費雷洛(Jesús Ferrero)的《陰貝貝》(Bélver Yin,或譯《陰美美》)及《戰國時代》Los reinoscombatientes;或是馬利亞斯(Javier Marías)的《如此蒼白的心》Corazón tan blanco、《明日出征時想念我》Mañana en la batalla piensa en mí等都是這類風格的佳作。邁向廿一世紀,穆紐茲.莫里納和費雷洛筆耕漸緩,不若以往勢如破竹,倒是馬利亞斯依然耐磨,今年出版的《戀情》Los enamoramientos再現他一系列小說的女主角露易莎,用他洗煉的文字刻劃女性的柔情細膩。

形式多元豐富  說故事功力超強

大眾歷史小說的佼佼者要數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了。從戰地記者轉為暢銷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不論是西班牙十七世紀歷史小說系列(阿拉特里斯德上尉)或是混血歷史文化系列(《法蘭德斯棋盤》、《大仲馬俱樂部》等)堪稱西班牙跨世紀的常(長)勝軍,有著十九世紀章回小說的結構,廿世紀奇幻的風格,廿一世紀大眾小說迷宮尋寶的趣味,牽引西班牙讀者的閱讀習慣,也因為作品的普及和多國語翻譯,讓他成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近來書市回春的大部頭長篇小說,向來是西語小說的特色,不管是模擬戰後小說家如塞拉(Camilo José Cela)、戴利貝斯(Miguel Delibes)或馬利亞斯等人的實驗性質或文字雕琢,或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作家那般繁複多奇,西班牙小說家都有像雪赫拉莎德那般一千零一夜說故事的能力。因此我們看到風靡一時的薩豐(Ruiz Safón)的《風之影》Sombra de viento,或是秘魯/西班牙雙重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或是格蘭黛斯的近作,都以數百頁篇幅的長篇敘述緊扣讀者的心,並且盤據暢銷書榜。

綜觀西班牙文學的演變,戰後小說家如今僅剩八十六歲高齡的瑪杜蝶(Ana María Matute,二○一○年終獲賽萬提斯文學獎的榮譽),作品多為關懷戰後兒童的成長小說。內戰實景雖已遠離,但其陰霾仍然是老、中、青作家耙梳構思的背景。西班牙文學少了內戰這一塊,少掉許多精采和感動。不幸的是,偉大的文學卻來自社會的創傷、國家的災難。

葡萄牙文學  創作仍以詩和小說為主

葡萄牙方面,需將時間拉長,看待廿世紀初迄今文壇的幾個大事記。創作的文類仍以詩和小說為主。葡萄牙詩人,和西班牙「一九二七年代」的超現實主義運動一樣,在廿世紀初(1910)以詩人帕斯科埃斯(Teixeira de Pascoaes)為主,發起「葡萄牙文藝復興」(Renascença Portuguesa)運動,並創辦《老鷹》詩刊(A Águia;一九一○至一九三二年間發行),標榜「懷舊與鄉愁」(Saudodismo),帶有濃濃的民族主義色彩,推崇十九世紀詩人加雷(Almeida Garrett)而自稱為「新加雷主義」,同時追憶十六世紀濡染神秘主義色彩的葡王賽巴斯提安一世(Sebastián I),鼓吹愛國情操。耐人尋味的是,如今被視為葡萄牙繼文藝復興卡莫耶斯(Luís de Camões)之後最傑出的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當時並未受到肯定,而是在他逝世後始廣被吟誦、閱讀、研究,繼而尊稱他是當/現代葡萄牙文壇承先啟後的才子﹐也是葡語現代主義詩運動的先驅,大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卓著貢獻。我們從佩索亞的詩集中,可以發現他和「懷舊與鄉愁」運動的密切關係。佩索亞在《信息》Mensagem一書中承認自己「賽巴斯提安主義」的傾向,他在追尋一個遺失的愛國主義,重構葡萄牙過去的英勇事蹟。佩索亞生平用過許多筆名,每一個名字都展現個人獨特的性格和詩風。

廿世紀中葉,另有兩股對立的詩風相繼吹起,一個是以《出現》Presença詩刊為主的詩人群,效法前衛詩風的超現實主義,著名詩人如米格.托加(Miguel Torga)。托加作風與作品不單以葡萄牙為範疇,他素有「伊比利半島主義」的胸懷;文如其人,充滿不安、憂鬱的灰色調,卻又有著強烈反抗社會不公和政治獨裁的的性格,他被喻為是葡萄牙知識分子的良知和中流砥柱。此外,另一股詩風為「新寫實主義」,書寫民謠風的詩作和歌謠,名為「新」,內涵承襲「傳統」,代表詩人有費伊候(Álvaro Feijó)和豐塞加(Manuel de Fonseca)。

葡語小說的兩大健筆  均關懷生死議題

一九七○年代,隨著薩拉查(Oliveira Salazar,1889-1970)獨裁政權(1926-1974)的專制到康乃馨革命成功,葡萄牙文學創作從監禁、開放到批判,女作家大膽談情色的文風隨之興起。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葡語小說的兩大健筆,一為羅伯.安頓涅斯(Lobo Antunes),一為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兩位小說家有許多共通的特點:一九七○年代末到八○年代初始嚴肅從事文學創作;都以批判犀利見長;一為無政府主義(如《亞歷山大的命運》),一為無神論和共產主義(如《耶穌基督的福音》);兩人均將薩拉查的獨裁政權寫入小說(如《罪有應得的判決》和《大地起義》),兩人均關懷生死議題,兩人多年均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九九八年第一個葡語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加冕薩拉馬戈,讓葡語文學終於能夠撥雲見日。薩拉馬戈伊比利半島的獨立宣言,終讓葡萄牙在文學史上不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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