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塗鴉圈內有一名詞叫做throw-up（嘔吐），指使用簡單一層顏色加上邊線的塗鴉，如其名，throw-up沒有美學與文化上的意義，因其快速製作與大量複製，比一般簽名來得顯眼、其大尺幅更難以清理，純粹作為一都市的占領效果，製造出一片嘔吐地景。

塗鴉作為當代文化現象，均信其來自於紐約，第一個大眾化的塗鴉客叫做Demetraki，職業是送貨員，當他在市內到處穿梭遞送文件時，出於生活的憤怒或無奈便順手在每處寫下TAKI 183 ，幾年下來此簽名便出現在紐約市每處。《紐約時報》以此為題報導此新興的現象，而TAKI 183成了另類精神指標，引導了一個世代的青少年，以簽名的方式占領都市 。

而之後，從一開始的簽名，塗鴉開始從字體、尺寸、顏色上演化，塗鴉名詞如“top-to-bottom”指將火車車廂整台塗滿、“wildstyle”則是結合顏色變化並具有立體效果的複雜字體。

不僅是街頭，紐約地鐵因為如移動式廣告般將個人名字傳播出去，成為塗鴉的首要標的，而塗鴉目的也開始分歧，例如利用模板，更複雜的圖像可以在更短的時間複製於牆上，也促使藝術性、政治性的塗鴉加入行列。但是相同的，塗鴉客的個人式帝國主義，其將整個城市塗滿的追求，對於被看見的偏執，讓塗鴉跟隨資訊傳播、觀光與美國化，來到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台灣。

康樂里

我生長在台北，在九○年代的記憶中是個充滿工地的灰塵城市，那時，每日都會走過正在興建捷運高軌的和平東路，看著路中間一尊又一尊的鋼筋如熱帶叢林般透露在橋墩頂端，我媽跟我說，很多年以後，高架橋上面會有一班又一班的捷運，在頭頂奔馳，連接都市人的悲慘生活。

我也常經過林森北路，在車窗內常看到鐵皮寮上面掛的布條，像無法呼吸的錦鯉旗在車流飄揚著。那時我不知道這是康樂里，九○年代初大規模的土地抗爭運動現場。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滿地的塗鴉。為抗議市政府的粗暴驅離，康樂里的居民用噴漆寫下各種標語，憤怒字句從人行道一直延伸到工地鐵皮。後來，我才知道「小蜜蜂」這個名詞。

小蜜蜂特攻隊跟隨著九○年代的抗爭，在台北市內四處遊走。九○年反軍人干政遊行，學生反對郝柏村組閣與媒體打壓，於是組成小蜜蜂特攻隊，把中正紀念堂周邊的建築物噴上「反軍人干政」、「反郝」。之後行動延續前往華視、聯合報噴漆抗議，遭華視控告起訴，是為小蜜蜂案。

而現在，康樂里是一片公園綠地，大學時常有謠傳，藥頭躲在公園內的某樹叢之中、在手電筒的暗號之下上前交易。

鴉王之道與南台灣塗鴉客

當被號稱為「塗鴉之父」的呂學淵在台北AIT製作了巨大的反戰壁畫、並被認為是台北市塗鴉開端時，高中時的我記憶的卻是另一個景象：我總是在變電箱上看到用簡單線條勾出的三角形側臉：簡單，卻有吸引力，如同在描述一你永遠無法得知的事件。在市民大道上面數著這些奇怪的圖像，無法理解這些圖像的來由與原因，跟目的，它們就只是純粹而大量的存在。這些圖像來自一位名叫阿輝的香港人，當時在西門町經營二手店，業餘閒暇便在街上四處作畫。二○○二年，導演林育賢以阿輝為主角，拍了一部台灣首支以塗鴉為主題的紀錄短片《鴉王之道》。

大概同個時期，另一個無解景象也在街頭上浮現：在高架橋邊我總是發現一排又一排用麥克筆以潦草字跡寫下的詩句，充斥奇異名詞如美國帝國、戰爭陰謀、地球毀滅等，無文法、無邏輯的方式編排，隱約可以猜測作者批判當代文明的企圖與用心。之後，地方新聞刊登了一則消息，某黃姓男子穿著斗笠攜帶奇異筆於高雄落網，經偵訊後發現此人的街頭書寫已有十年多歷史，警方課以罰金之後釋回，被媒體冠上「南台灣塗鴉客」雅名。目前，此塗鴉客仍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書寫著。

EM

二○○五年，大學畢業的我剛開始塗鴉，常在父母熟睡時打開鐵門展開私人歷險記。很多夜晚我騎著摩托車目睹台北市街頭的日漸變化——原本聚集在西門町的塗鴉，越過愛國西路往南邊的老城區擴展。東區成為新塗鴉景點，塞滿了過度競爭的巷弄。而台北市南區仍是一個處女地，平靜的社區裡有平整老舊的水泥牆，凌晨的公館是只有老榮民散步的都市綠洲。

同樣的，EM也常在這區出沒，她全年全身黑衣，騎腳踏車在一個又一個的巷口巡邏找尋地點。EM是少數塗鴉的女性，也是一名「相信者」：在動物保護協會工作、素食主義者的她，塗鴉主題皆關於素食主義、反消費、環境保護、反戰。EM的塗鴉世界裡是相信與拒斥的個人掙扎，她相信政治信仰來自於生活的實踐，同樣的，不可解的生活總是讓她沮喪挫敗。那幾年的日子裡，EM的塗鴉出現在公館從河堤邊一直延伸至台北縣一帶。

AMPM

○六年前後，同樣是塗鴉客的Dabs在西門町開了一家店叫作AMPM，以這家位於住宅區頂樓的小店為根據地，定期地舉辦各塗鴉展覽，成為塗鴉客聚集的地方。好幾個夜晚，我坐在他們充滿黑頭蚊子的小陽台，看著黑夜中的人影，本地人、外國人、青少年、中年人，每個人因為相同的目的來這裡，卻帶有各別的自我詮釋。

那時，來自舊金山的Chek常帶著大桶油漆與滾筒出現。他經常在夜晚用好幾根桿子連接滾筒，在數公尺高的建築上作畫。Chek的塗鴉世界還保有某種純粹性。在從舊金山流轉至台灣的過程中，Chek必定用麥克筆、噴漆、貼紙或是任何方式在每個到達之處簽下名字，這些名字可能被看到或瞬間消失，但在那不斷簽名的過程中，生存大概就得到一點證明。

郝龍斌當選市長時，很榮幸地其政見之一是整頓台北市內的塗鴉。在一片花博的氣氛當中，公館的廢墟被有計畫性地剷平，成為住宅區中凹下的突兀綠地，塗鴉則迅速消失，只剩一塊塊白灰色塊，相較於河堤邊多出的塗鴉合法區，有公娼私娼寮之尖銳對比。吊詭的是，塗鴉不再如同十年前那樣地地下，塗鴉客也成為文化活動的常客：種種公部門辦的塗鴉藝術創意大賽、塗鴉創意博覽會，還有企業辦的塗鴉青年秀。似乎現在賣球鞋，除了跳舞女郎之外，還需要有個塗鴉客在大門上畫些東西。

Candybird

兩年前，我在中華路遇到了Candybird，眼鏡與短褲看起來平實並且真誠。那時的他正在完成城中藝術區高達四公尺的壁畫，如同兒童繪畫般、他總是用粗黑線條勾勒人物，在水泥牆上無表情地操弄著莫名的機器，有時是截斷的身體，有時是截斷的字句、些微透露政治表達。

Candybird的塗鴉世界有新世代的焦慮與茫然。在面對當代生活時感受焦慮、但卻失去有效的政治語言，也許剩下的就只是無法解釋的呢喃自語和驚慌。Candybird是近年值得注意的街頭景象之一。

○九年，我離開台灣，在飛機上看著這熱帶島嶼：這裡內縮又矛盾地熱愛著外面的世界，這裡的現代性如同食人：大口吞下外來文化，同時又激烈嘔吐，未消化的食物與胃液混淆成為混沌一片，嘔吐物創造出的文化風景，有時青黃不接，有時荒謬可笑，但絕大部分時刻是一片有趣的地景。

有時候我想，七○年代的紐約是否如書中般，青少年在地鐵線上創造文化奇蹟？他們是不是也如我們一樣的混亂與讓人疑惑？那年的紐約，是否只是全世界嘔吐場景中想像出來的純粹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