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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表演藝術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日本東京.小劇場現在進行式/人物側寫

從投入到淡出 一個東京「前」劇場人的歷程

劇場演員垣內友香里的故事

從四國島鄉村來到東京、原本想當漫畫家的垣內友香里,卻在到了東京、接觸劇場之後,一頭栽入了這個世界。一邊打工一邊參與劇團的辛苦無法阻擋她的夢想,她也在身體表演的領域得到了表現的滿足……但三一一震災的發生,讓她重新省思藝術的意義與自己的劇場生命……

從四國島鄉村來到東京、原本想當漫畫家的垣內友香里,卻在到了東京、接觸劇場之後,一頭栽入了這個世界。一邊打工一邊參與劇團的辛苦無法阻擋她的夢想,她也在身體表演的領域得到了表現的滿足……但三一一震災的發生,讓她重新省思藝術的意義與自己的劇場生命……

垣內友香里,一個在東京生活的「前」劇場人。

垣內,日文發音是kakiuchi,我們都習慣叫她Kaki。Kaki出生在四國島的小鄉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名漫畫家,直到準備大學考試時才暫停畫漫畫。沒想到從鄉下來到東京之後,意外地接觸了漫畫之外的「世界」,竟然就把漫畫給忘了。而深深吸引她的這個「世界」,正是都會中充滿想像空間的舞台藝術。於是Kaki便加入了演劇研究會,正式地開啟了她的劇場生涯,算一算已是廿一年前的事了,當時她還只是個大學生。

為了所愛  不計酬地無悔投入

當時她最喜歡的劇團是「黃色舞技團2」(現稱為OM-2)(註1),大學畢業之後她便想要進入這個劇團工作,但一時之間找不到入團的方法,於是便在朋友的介紹之下,參加了岡本章(註2)的「練肉工房」,成為該團的第一期工作坊學員。就這樣,她一邊上班,一邊在每個星期天參加工作坊,如此的生活持續了三、四年的時間之後,她便開始担任導演助理的工作。

就在這個時期,Kaki開始接觸了大野一雄與觀世榮夫所主演的戲,她開始浸淫在大野一雄的舞踏世界裡,成了標準的大野迷,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重大的轉捩點。因為她其實一直很想嘗試跳舞,卻總是因為沒有任何舞蹈經驗,又自認運動神經不好,所以一直沒有信心開始學習跳舞。直到後來她終於鼓起勇氣參加了大野一雄的舞踏工作坊,才終於開啟了身體表演的大門。當時岡本章劇團的工作相當忙碌,尤其導演助理的工作內容比演員訓練本身來得更加繁重,最後在兩難之下,她毅然決定離開岡本的「練肉工房」。

在東京大概有上千個大大小小的劇團,直到現在為止仍然有很多的小劇場演員依然是不計酬地演出,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一邊打工一邊從事劇團活動,而因為演出期間需要密集的排練,所以還不能找固定的上班族工作。此外,有些劇團為了不讓製作費產生太多赤字,會要求團員吸收「ノルマ(noruma)」(這個字來自於俄文的「Норма」,其實就是業績的意思),劇團會規定一位演員需要自行賣出廿到卅張的戲票,如果賣不出去這些票券就得自行吸收。但即使如此,很多生活艱困的演員就算餓肚子也都想要成為劇場的演員,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心境呢?王子小劇場的藝術總監玉山悟表示:「以積極面來看,戲劇演出從無到有只需要短短的兩、三個月便能夠在小劇場發表,演員可以馬上得到稱讚或是肯定;另一個較負面的想法,你可以不是個鋼琴小神童或是芭蕾小天才,只要你敢秀,你就可以什麼都不會地進入劇團,一身光芒地站上鎂光燈的舞台。」

一場震災  重新思索表演的意義

當時「Store House」(註3)正在招募前往韓國公演的演員,由於Kaki那個時候的夢想是能夠到海外參加公演,所以當她離開「練肉工房」之後,她便馬上加入了這個以身體表演為主的劇團。雖然該劇團的表現形式並不是舞蹈或是舞踏,但對於以身體表演來進行演出,對她來說仍然是非常有興趣的。於是她在「Store House」一待又是四年,當然,期間去了許多海外的國家參與公演。

四年之後,Kaki想跳舞的心情更強烈了,於是在離開「Store House」之後,她參加了「伊藤Kim」(註4)的舞蹈工作坊,並且簽下了一年的契約,成為該團正式的舞者。之後她自己也開始進行舞蹈的創作,同時也參加了「大橋可也&舞者們」(註5),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進行演出活動。

不過目前她停止了所有的公演活動,主要原因是二○一一年的日本東北大地震所帶給她的衝擊。當時她正在高卅幾層的飯店餐廳裡工作,由於大樓是耐震結構的建築,所以比普通的大樓搖晃得更厲害,大量的餐具與玻璃杯掉落在地上發出巨大的聲音,她當時心裡想著,會不會就這樣死了。不過因為要保護客人,所以她冷靜了下來。

所幸東京並沒有傳出重大的傷亡,不過之後的幾個月她便過著沒有工作的生活。雖然彷彿厄運連連,但卻是她重新思考人生的一個機會,她認為自己的人生中不能少了舞蹈,但是,她究竟能用舞蹈來做什麼呢?她開始思考如果要幫助受災的人們,她似乎只能用舞蹈的方式,但是,應該要怎麼做呢?

與大多數的藝術家相同,她來到福島縣的避難所,以慰問的方式為災民們跳舞。很多藝人或是藝術家都會去災區進行慰問,有名的歌手還會在災區開演唱會,然後把所得捐給災區。但是,Kaki心中矛盾的是,這些災民們真的會來聽演唱會嗎?如果真來了,他們的心真地會得到療癒嗎?他們真的需要這些嗎?實際上,災民們也不喜歡那樣的慰問,來到避難所慰問的藝術家,多半是為了自我滿足而進行這樣的慰問演出。她不認為那些失去家、失去親人、失去所有的災民,會想要在這個時候接觸藝術,如果這時去災區作演出就有可能是強迫災民們坐在避難所裡看演出,在心情、身體、金錢並不從容的情況下,藝術是無法產生共鳴的。

放下「表現」  學習當一個舞蹈老師

面對當時的情境,Kaki開始思考一路走來的路,並且開始檢視自己的內心。她心裡想著,如果要以舞蹈來幫助災民,應該要用怎樣的方式才適切?然後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是把災區的舞蹈家帶到海外去演出,讓他們去做自己的創作。於是二○一二年的十二月,他帶了一些災區舞蹈家去上海公演,隔年又到了北京公演,這個演出引起了很多觀眾的共鳴,甚至跟着一起落淚。他們的演出不但感動了觀眾,同時也讓他們自己得到了療癒。在這樣的過程中她開始確信了藝術的正面意義,於是她決定停止進行自我滿足的藝術創作。

經歷過這些事之後,她決定與「表現」保持距離,當個「前劇場人」,開始從頭學習舞蹈的技巧,現在她是舞蹈學校動畫舞蹈專業課程的學生,希望兩年後可以成為一名正式的舞蹈老師。

 

註:

  1. OM-2,1987以真壁茂夫為中心開始創團,是一個持續以實驗性與前衛性創作的劇團。嘗試以打破舞台與觀眾之間鏡框的舞台裝置,以及結合影像、現場錄影機的投影,發表了各式各樣形式的作品,特別是創團代表作《ZOO》,大膽地將觀眾關進籠子,讓演員看著觀眾的眼睛持續了十分鐘,因為被觀眾質疑「這也算是戲劇嗎?」而受到熱烈討論與矚目。1994年開始參加海外藝術節的演出,隔年獲得「開羅國際實驗戲劇節」的最優秀作品獎。近來的作品完全排除劇本,去除掉透過語言的所有題目、慨念與方法,以即興練習來進行創作。作品不在提示美學的優點,也並非進行什麼行為,更拒絕以語言解釋或分析意義,只是一味與自己對抗。
  2. 岡本章,1949年生於奈良,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演劇科畢業。大學入學的1960年代末,社會文化開始活躍,戲劇在全世界產生了大運動。於是他一頭栽進被稱為地下小劇場的現代戲劇及舞踏的世界,甚至於連能劇、歌舞伎等等的傳統戲劇都學習。接着由於自己非常想嘗試,在學生劇團時代後的1971年組成「練肉工房」,現為明治學院大學的教授。
  3. Store House Company,1994年由劇作家兼導演的木村真悟所設立。不受既有戲劇形式約束,持續摸索現代戲劇的新樣貌。1998年開始發表《箱》、《繩》、《Territory》等作品,演員並非以台詞構築故事,也不是扮演故事中裡的登場人物,而是透過演員與舞台裝置之間持續不斷的「運動」而創造出舞台空間。舞台裝置會隨著演員的移動而產生變化,舞台空間也因而隨著持續改變,演員無法安住於舞台所產生的「意義」或「故事」,而是為了揭示出舞台被刻畫的「意義」或「故事」,持續不斷地「運動」。
  4. 伊藤Kim(伊藤キム)1965年生於愛知縣,四歲時眼睛受傷,所以一直以戴黑眼罩的海盜造型出現,中央大學文學部哲學科休學後,1987年開始向舞踏家古川杏子學習。1990年開始獨舞活動。2007年創立新「光輝未来」,日本的新生代舞踏家。
  5. 大橋可也&舞者們(大橋可也&ダンサーズ),是透過學習土方巽直系舞踏編舞法的編舞家大橋可也所組的舞團,以東京為主要活動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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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劇場人的東京觀察 

走到「地方」創作  東京劇場人激盪藝術能量

文字  劉亮延 李清照私人劇團感傷動作派藝術總監

在東京認識的劇場圈朋友,似乎每一個人都有好幾個「地方」與「社區」,而這些對於他們來說「外地朋友的生活」與他們自身的創作始終保持有相當平衡的關係。即便是主觀的,甚至是沒有明確的公共利益訴求,沒有所謂社會福利的反饋,每一個創作者、編舞家、導演,各自把自己創作排練的模式拿到不同的地方,藉以接觸不同人,經營不同的生命連結。

 

與日本藝術家工作的過程中,我相當訝異於藝術生產模式與地方社會的主動關係。甚至回台灣以後,重新開始思考社區營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似乎,在台灣各行各業這幾年無不高舉「青春新秀」、「台灣之光」等口號的氛圍裡,沒有人有多餘時間去審查早先十年的「藝術下鄉」該已經播下的種子,到底有何發展抑或停滯不前。而現如今千篇一律的「媒合駐點」,說到底的初衷也僅是為了少一點蚊子館。少了藝術創作者的主動性,空間使用這件事就只會剩下填不完的稽核表格。

到他處創作引發的高度藝術動能

或許由於日本幅員廣大,從南到北文化的多樣性豐富,往往對於東京的藝術家來說,換一個城市就會感受到很大的不同。也或者政府在這部分沒有什麼補助政策,因此,無論由地方團體,抑或是城市藝術家自主發起的駐點創作,能夠有很高的藝術動能,對藝術家有所反饋,對地方民眾亦然。

野添征爾(1975-)在二○一二上半年幾乎每週往返東京與廣島,他在廣島一個劇團(演劇引力廣島)重排一個二○一一年的作品,關於失蹤老人的故事《Galapacospaco》(ガラパコスパコス)。我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就是這個廣島劇團的版本。奇妙的是,這些來自廣島的素人演員(表演愛好者)一絲一毫沒有生澀感。而這個從老人失蹤,延伸而出的幾個家庭成員之間內部關係改變的故事,野添征爾在劇場實踐的層面上,把他自身的想法、世界觀、創作排練的模式,從東京帶到廣島。而廣島的演員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當代舞踏的藝術家川口隆夫(1962-)每年皆有金澤市、沖繩等地創作、舉辦工作坊的規律行程,他有一個持續發展多年的獨舞計畫“a perfect life”系列,就在這些外地駐訪的歷程中進行與發表。山縣美礼(1979-)與松岡大(1982-),等幾個來自大駱駝艦或山海塾的舞踏演員,自發性地會在空餘時間,找個東京城郊地的鬧區街頭進行「售票」的演出。

經營不同的生命連結

我在東京認識的劇場圈朋友,似乎每一個人都有好幾個「地方」與「社區」,而這些對於他們來說「外地朋友的生活」與他們自身的創作始終保持有相當平衡的關係。我要說的是,即便是主觀的,甚至是沒有明確的公共利益訴求,沒有所謂社會福利的反饋,藝術家穿梭在不同的地方民眾之間,在自己的家之外,發現並經營著其他許多不同的家。每一個創作者、編舞家、導演,各自把自己創作排練的模式拿到不同的地方,藉以接觸不同人,經營不同的生命連結。

如果劇場創作者,需要從各個不同的「地方」去吸收、攪動並自省。那麼現如今這個「地方」是國族主義的、民粹主義的,還是藝術主體的。而關於活化「地方」的文化政策,到底是功利主義的、官僚封建的,還是居民自發的。而當我們思考到這些問題,我們便會發現,其實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好幾個世代的藝術家必須吸收轉換。即便在經濟蕭條消費力衰退二○一二年的東京,這都是一個每天只能吃泡麵,嫌便利商店啤酒太貴的導演或演員不會放棄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