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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芯宜《行者》片中,將《醮》放在海邊演出。(金成財 攝 陳芯宜 提供)
焦點專題 Focus 讓當下成永恆—表演藝術紀錄片/概論

神聖與俗常的再連結

關於表演藝術紀錄片

觀眾席的燈光暗下,投射燈緩緩並深刻地聚在表演者的身上和舞台場景,這時,舞台上的某種神聖性和儀式感就自此展開,此間演出者的激昂或場面的壯闊,都是所有在場觀眾親眼所見。然而,這份當下得出的真實情感,或是這些場景鋪墊的所有心血,是否就隨著舞台而起、又隨著曲終人散而佚失了呢?表演藝術紀錄片今日在台灣的萌生與迸發,為我們俗常的生活場景中重現了什麼?又創造了什麼呢?

觀眾席的燈光暗下,投射燈緩緩並深刻地聚在表演者的身上和舞台場景,這時,舞台上的某種神聖性和儀式感就自此展開,此間演出者的激昂或場面的壯闊,都是所有在場觀眾親眼所見。然而,這份當下得出的真實情感,或是這些場景鋪墊的所有心血,是否就隨著舞台而起、又隨著曲終人散而佚失了呢?表演藝術紀錄片今日在台灣的萌生與迸發,為我們俗常的生活場景中重現了什麼?又創造了什麼呢?

演出實況與再現

早年多數拍攝台灣表演藝術界的紀錄片,往往是以舞台紀實的影片為主。這樣的紀錄片類似於視聽史料,雖然的確彌補了當時無法親往現場(如劇院、小劇場、音樂會等等)觀賞表演的遺憾,也提供了看過演出的觀眾在節目落幕或周期巡演(這往往比在文字出版、電影上映都還短)之後可資記憶與留念,然而,這類的表演藝術紀錄片的攝製與觀看,卻在本質上是始終難以與現場觀看的經驗相符應。紀錄片不僅僅因為鏡頭選取或演出片段的剪接,本就有別於時空向來連貫且開闊的表演現場,更在於紀錄片若只是作為現場錄影與重製,其次級性的感受,難以讓人經驗到現場那種獨特燈光明滅和人物現場感形成的舞台神聖感,而這樣的神聖感卻一直是表演藝術工作者在舞台上所追求的空間(註),此類空間可說是逼近於創作者與表演者所追求的特定內在真實(The Real)。

所以,表演藝術紀錄片若單單只是捕捉或記載在舞台上的所見之物,而未能記下表演藝術工作者願意在其中所停留的真實空間,此般無法全然「傳神」或悉數「傳真」的紀錄片,究竟記下了什麼?況且,放眼國、內外還有各種可以與表演藝術發生關係的媒材與手法,如向來擅於追求造型性的錄像藝術與舞蹈的關係,或是擅於刻劃角色、鋪陳激情伊始的電影與劇場的關係,在在都可見將表演藝術的內在空間「外化」並「強化」的案例,那麼表演藝術紀錄片不可能時至今日仍然停留在舞台的再現與紀實,而表演藝術紀錄片的創作起點,總是或多或少被這種情勢產生的問題所啟動和牽制。

藝術生產的現況描寫

紀錄片如果無法加強呈現表演藝術充滿肢體造型流變與戲劇張力的真實時空,其探索內在真實的切入點往往會從創作者生涯的記錄下手。比方國家文藝獎得主的紀錄片或晚近Discovery人物誌的拍攝,多是較專注在創作者身上的故事,而這也是過去多年來較為典型的做法。然而這樣對於真實的追尋與探索,卻也常常會落入了對創作者原生家庭之創傷經驗、藝術流派文化之震撼體驗一類的個人化線索,這類紀錄片雖說忠實地記錄了表演藝術工作者「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發生時刻及其後發展,但這種內在空間的見證,卻也從原本舞台上所打開的公共觀賞空間,定於一尊地僅回溯到創作者的起心動念,卻無法將表演藝術的社群性格與公共參與納入視野,也忽視了紀錄片與生俱來的社會現實性。

台灣近期有不少對於舞台之下的戲外現實進行記錄的嘗試,紛紛揭示了表演藝術團體那種群策群力的生產場景,有的是以團隊或工作室為觀察向度(如龍男的《海洋熱》、吳平海的《管不住的樂音》、吳宣萱拍的「超親密小戲節」等等),有的則是民眾音樂的原生匯聚(如沈可尚、張翰的《親愛的,那天我的大提琴沉默了》、Uki Bauki的《太陽之子》等),此類紀錄片多關注於創作者之外的藝術從業人員或業餘者,如何共同塑造表演場域的過程,而這個向度也是紀錄片與所謂的現實(reality)有所對應看齊的位置。上述的紀錄片,是呈現人們如何穿梭於庸常工作與藝術創作之間藝術生產場域,帶有較高的社會現實色彩,不見得會與藝術創作者的理念本身直接相涉。

從社會現實重返舞台真實

有的創作者在理念上會有意識地與社會進行的交流與換渡,這樣的作品近期可得見許多,如周東彥為國家兩廳院拍攝的NTCH togo系列紀錄短片中,表演者一一親上街頭贈票宣傳,另外還有林婉玉拍攝「周先生與舞者們」舞蹈旅行計畫,從此二者我們都可以看到藝術的社會參與性。

更為深層進行換渡的,除了黃明川早年拍的《一九九五後工業藝術祭》,還有鴻鴻分門別類地體現各種表演藝術的社會位置:如《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描述了舞蹈工作者首先是為自己而舞才對別人表演的立場,或《台北波希米亞》、《為了明天的歌唱》呈現某種生活與社會運動的精神而回饋到小劇場創作之中。以上的作品已非純粹將表演拉到室外的城市空間演出而已,而是立體地呈現了舞台與社會的距離有哪些通道可容彼此接近。然而這類紀錄片於舞台外的其他異托邦式場址的安排演出與即興表演,在美學上卻不見得能全然接回在舞台上形塑出那種充滿密契的神聖真實感。

就這點上來說,電影導演出身的陳芯宜拍攝的紀錄片《行者》,從六十五分鐘的《觀—製作全紀錄》(2011)擴大為一百四十七分鐘的規模,更重要的是將舞台場景的紀實與台下生活的記錄擴大為舞蹈電影(Dance Film)的範圍,將《醮》、《花神祭》和《觀》的舞蹈劇場分別設置在礁岩海岸邊、山石旁與森林中,這些舞台外的重演,非但沒有遠離原舞台的神秘與神聖,而更多出了人與鬼神、天與地的接連。

表演藝術舞台的神聖感與神秘感,其實,並不來自於宗親譜系或教義流派的那種宗教性。Religion一詞,據神學家奧古斯丁說其拉丁文的原意是「再連結」。表演藝術紀錄片,就應該是這樣神聖與俗常、藝術與生活的接連之作。如何去將舞台內的真實空間與舞台外的現實空間兩相接連,以此發展出表演藝術與紀錄片共同發展的獨特生命,或許正是影像工作者接續下來要去發掘和追索的面向。

註:早年投入小劇場且在近年重返劇場創作的導演蔡明亮,曾提到過劇場對他而言是一個神聖的空間,因為空間相對密閉與演員的現場感而深具神聖性。(參考2014年7月15日信義學堂「我的劇場之路:從《只有你》到《玄奘》」之談話)。而無垢舞蹈劇場藝術總監林麗珍在《行者》紀錄片中亦提到:「劇場有一種嚴肅和神秘的感覺〔…〕劇場對我來講像個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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