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勞作品的層次多元，除了關懷世界上的社會、政治現實，也切入歷史長流，對曾經發生過的悲劇與文明現象，透過劇場形式，對照省思。本文選介米洛．勞的三齣重要作品，藉此初探其創作脈絡。
《仇恨電台》Hate Radio（2011）
一九九四年盧安達境內胡圖族對圖西族發動大屠殺，在一百天內造成近百萬人死亡，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屠殺之一。向來關注重大歷史與社會衝突事件的米洛．勞，在二○○六年便曾試圖以此為題進行一項劇院委託創作，然而在密集大量的閱讀與寫作後，仍無法處理這麼超乎想像的龐大悲劇，最終只能以解約收場。直到二○○九／一○年他創作了《希奧塞古的末日》，以審判羅馬尼亞獨裁者的法庭空間作為東歐共產政權垮台之寓言場景，才讓米洛．勞重新找到切入盧安達大屠殺的方法。（註1）
《仇恨電台》以在大屠殺中扮演關鍵宣傳角色的盧安達自由廣播與電視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lines，簡稱RTLM）（註2）的錄音室為場景，重新將當年廣播的播送場景搬上舞台。當年的節目在熱門歌曲、體育賽事之外，也傳送了挑起種族仇恨的意識形態，甚至直接鼓勵殺害圖西人。諷刺的是，這個電台當年是在聯合國鼓勵盧安達言論自由下才成立的，而其中一位播音員更是比利時人。米洛．勞便以此電台為隱喻，基於當年的錄音資料、檔案和訪問，重新製播電台節目，挖掘種族仇恨的根源，以及歐美強權政治操作的嚴重後果。
這個作品以演出、出版、廣播劇和電視紀錄片等不同形式行走至多國，是導演「重演」（re-enactment）系列創作的代表。但重演並非單純關於檔案事實的編輯，編導的研究重點更在於找到這個節目的「典型」：很多內容不是來自節目錄音，而是從法庭審訊稿、當時聽眾的描述，甚至是編導與受訪者的互動而來。舞台上電台節目開播前後幾位「證人」的投影裝置也是編導所謂「寓言式的、完全虛構的人物」；譬如演出中使用了超脫樂團（Nirvana）的音樂也不是基於考證，樂團那種屬於「九○新龐克的疲憊、憤怒」，既緊張又絕望的姿態是他為此寓言場景定調的方式，這個作品「也是關於九○年代的青年文化」，導演說。同時，其中三位演出者其實是受害之圖西族的後代，他們的生平經驗也為作品整體的辯證與感受增加層次。米洛．勞認為記憶不是可用科學標準測量的，《仇恨電台》是當代、事發廿年後重建意義的嘗試。（註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