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 2025 年末回望，這一路走來，黃亞中對「站上舞台」這件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從柏林德意志歌劇院7年的駐院生涯，到離開體制、成為自由歌手，再到重返拜魯特這座被視為華格納聖殿的舞台，每一步都不是預設好的答案，而是在不斷提問中前行的選擇。面對讀者的關心與提問，黃亞中分享的不只是角色與成就，而是身為一名台灣聲樂家，如何在國際舞台上用聲音證明自己，並且持續為下一個未知的階段，準備好回答。
Q：為什麼會決定出國發展？身為台灣人，在台灣的音樂教育對走聲樂這行有幫助嗎？
A：我決定出國發展的種子是在 16 歲時種下的。當時跟隨我的第一位聲樂老師廖聰文學習，聽聞老師是從柏林回來的，那時我連德國在哪都不知道，心裡便埋下了未來去柏林唸書的願望。後來我在台灣唸了東吳大學音樂系，接受了紮實的音樂基礎訓練。我認為台灣的音樂訓練對我非常有幫助，出國後才發現台灣的基礎訓練（如聽寫、樂理、視唱）甚至比國外更紮實。雖然在柏林攻讀碩士時學得更專精，但大學時期打下的基礎讓我在德國非常受用，甚至讓我從台灣的後段班變成了德國的高材生。如果讓我重來一次，我未必會選擇在大學時就出國。
Q：請問您如何能這麼自在地歌唱和表達？
A：首先我非常感謝這個問題，因為等於是對我的認可。就像我現在的說話，不管被認為是緊張、自在或自信，這都是專業訓練的一環。身為歌手或歌劇演員，我會將這一切視為「演」的一部分，就像我們在不同環境會給自己設定不同的「人設」一樣。其實我在台上唱的時候，心裡非常緊張且孤單。上台後只能相信自己，所以外界看到的自在與自信，其實都是透過意識與訓練呈現出來的效果。只要觀念一轉，就會明白台上的每一分表現都是有意識的成果。
Q：你說是靠訓練而能自在表達與歌唱，那您在學表演之前，以前是比較害羞嗎？
A：其實也是真的哦。上台的姿態、眼神，比方說我現在一個很有自信的眼神，或者我有一點沒自信的眼神，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可以靠訓練出來。但必須說在台灣，或大部分亞洲人或許比歐美人士在情緒表達上更保守一點。我實際到柏林藝術大學唸書時，在肢體開發課及導演給的戲劇課上有學到，我要更大膽、放開地展現自己。過去的我不太敢做太多事情，現在我知道我可以動一下、可以隨便做一段動作。在訓練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慢慢改變，我敢更展現自己，但讓自己起雞皮疙瘩或有點尷尬感還是一定會有，只是我們要克服它。
Q：請問您會怎麼對不同時期的歌劇唱法做詮釋上的調整，比如說像董尼才悌（Gaetano Donizetti）跟浦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歌劇上，您在詮釋上做什麼改變，還有運用的技巧？
A：這個問題很專業。我們學的是幾百年前的東西，比如莫札特的時代離現在幾百年了，那個時候的唱法跟現在有很大差別。即便大家熟悉的流行歌，差個 50 年就有完全不同的唱法。
提到董尼才悌，他跟浦契尼中間有一段很大差距。董尼才悌接近美聲時期，我會處理得比較細緻，音樂詮釋上會更專心在氣息，然後把「美聲」這件事唱好。我個人認為那個時期的東西我會更專注在「唱」上面，唱跟演的比重，唱可能會放得多一點。例如莫札特，我就不會在高音下來的時候加一個滑音，因為那個時代或許沒有那樣的詮釋方式。浦契尼有時譜上沒寫滑音，但當時留存下來的錄音習慣都有。滑音是到了後面浪漫派、大家想要「撒狗血」的時候才出現的。詮釋方式不是一定的，可以跟老師了解討論，這都是可以再好好想的。
Q：亞洲聲樂家在國際舞台上很少見，尤其是男高音更是稀有，想必您在求學到進入職業舞台的過程中一定花了很大的功夫！想知道您在求學期間是如何規劃自己的學業與生活，在參與徵選的過程中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與想法，又如何訓練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聲樂家。（來自目前正在留學的男高音）
A：在國外唸書並不輕鬆，尤其在歐洲，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語言。當然不會是用中文嘛！英文或許用得到，但上課還是得用當地語言，不管是德文或德文等等。必須一直專注在讓語言進步，至少在生活、工作上都沒問題。
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簽證」。如果你想在國外留下來工作，不論是唱獨唱、合唱團，簽證都是很大的問題。所以當時我的規劃是，在學期間我就必須開始面試經紀公司，或者找比賽，讓自己多露面、讓大家看見。這個世界非常競爭，永遠不會有那種「我準備好了」的一刻。即便我現在進職場9年了，我還是覺得必須繼續進步，永遠沒有真正準備好的一刻。所以要讓自己處於「雖然沒準備好，但我可以展現當下最好的自己」的狀態，在求學期間就開始試著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Q：您在徵選的過程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情跟想法？
A：甄選不論是考學校或工作，心裡都有極大壓力。對於歌者來說，只要一感冒感覺一切就毀了。我們平時的訓練就是為了在突發狀況時，還能保持相對穩定的水準。心態也很重要，如果你在台上破一次音，可能接下來一整場音樂會一碰到那個音你就很緊張，肌肉會告訴你說「喔，你要破音了，好，我幫你」，就又破一次，變成惡性循環。所以心情調適很重要，這條路很長，不需要一次就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