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認是一個幸運的創作者，從二十出頭開始創作以來，發表的作品竟都得到了文學獎或大或小的肯定，也在劇場裡接收到掌聲與祝福。
究竟一個作品的得獎與搬演、雅與俗之間該當如何「拿捏」？我的經驗是，如果將「得獎與否」視為標準，那麼，一個劇作的好壞與否全憑「運氣」。每個人稱道或批評一個作品的時候其實都能言之有物，只不過衡量優劣的尺子人言言殊。作為創作者的我們，總是選擇性地幫評議者心中的「那把尺」打上一些折扣。
事實上，真正能被打折的，只有創作者對於心中理想戲劇的追尋，而劇場商業運作規則教會我們的是：大打折扣的作品往往露了敗相。
猶記自己接觸戲劇之肇始，貝克特與莎士比亞的文字最是讓我著迷。他們劇作中種種「不合理」、「反邏輯」之處，對我而言總是揭露了真正的幽默與幽黯所在。直到上了研究所，我才聽聞悲劇已死的說法，但細究之下會發現，會死的永遠是作為一種「範式」的悲劇，而悲劇性在現代文明進程的歷史敘事中始終如影隨形。
「一個劇本寫出來就要能登台。」這是我的劇本創作啟蒙者——馮翊綱老師告訴我的話。當時的我一門心思盼著自己寫的作品有一天能被搬演，而馮老師開給我的條件是，必須是喜劇。然而，究竟何謂「喜」？喜是在悲的對面？外面？還是反面？幾乎是從那一刻起，如是探尋貫串在我的創作中——《家祭》、《滿目春解庫》、《大宅murmur》和《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這些作品在題材與語言的鍛造上風格各異，但喜劇與悲劇性的分野始終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表象上的「對立」往往源自一體。
由於我在創作之初便馱著「喜劇」包袱——它不僅讓我對悲喜向度的思考得以深化，更是作品得以被搬演之前提——因此，看似操之在劇作者手中的「硬幣」，它的存在與虛無實則取決於買票觀眾的一顰一笑。當觀眾將硬幣遞交到創作者手裡，雖然沒有任何一種聲明能擔保創作最終不會遂行作者意志，或是流於討把賞錢，但我以為，戲劇悲與喜的辯證張力絕不在於新一輪「拋頭顱灑熱血」的信仰，而是一切信仰的「翻面」。這是我在創作道路上持續前進的動能。
最近發表的《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一劇在臺北藝穗節得了獎，很喜歡藝評人謝鎮逸稱該劇將「各種巧妙的段子嫁接到人物的瘋言瘋語」、「展現了適應於小劇場的說學逗唱」。（註1）近年來冠以各種名諱的喜劇演出大行其道，宛如異色的公共論壇。但不知為何，我總覺得諸如此類的喜劇藝術能走的路其實更遠更長。只不過具有美學政治效力的關竅不在「地獄哏」，而是「惡之華」。
（註）
謝鎮逸：〈死去活來後，如何成功地失敗？——達秋劇團《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的學習與動力
徐妙凡
1997年生，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班，劇作曾獲紅樓文學獎首獎，兩次入圍台灣文學獎，以及多項劇本創作獎項。出版書籍有《相聲百人一首》。劇作《大宅murmur》曾在相聲瓦舍搬演；《家祭》則由栢優座製作，受邀於桃園眷村文化節演出；近期作品《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在臺北藝穗節由達秋劇團製作演出，獲藝穗精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