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益擴張的全球化趨勢，這些年跨界文教基金會持續在亞洲國家間進行民衆戲劇串聯的工作；區域間具民衆意識的劇場，連帶成爲對抗單一化、主流化、商品化表演藝術的另類傾向。 日本舞者秦Kanoko（本名澤田利香），自一九九八年參與「亞洲的吶喊3──夢迴亞洲街」演出後，數度受邀來台舉辦舞踏工作坊與演出活動，且持續與國內劇場與舞蹈人士研習舞踏，作爲一種亞洲前衛藝術的表達方式。對她而言，「舞踏」可以從生活的細微出發，在民衆的作息間產生身體的對話，透過身體觀架起「舞踏」與「民衆劇場」之間的橋樑。 《亞細亞巴洛克》的創作企圖，從詭麗、奇想的巴洛克藝術出發，卻又返回到亞洲人民的共同記憶中，營造出融合了想像世界與生活關照的舞踏表演，此番跨界與Kanoko的交流合作，可望看見一種創新且詭艷的亞洲表演新風格。
座落於倫敦東南城區一所老敎堂內的格林威治靑少年劇團（以下簡稱爲GYPT，Greenwich and Lewisham Young Peoples Theatre）成軍至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歷史。在這段期間裡，深信劇場以人爲本，因而極具社敎潛質的GYPT，不僅對醞釀於英國本土的「敎習劇場（TIE, Theatre-in-Education）」（註１）之推展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爲劇場與社區、劇場與公民、戲劇與社會等當代劇界關心甚切的論題提供了大量深含硏究價値的素材。 回顧昔往，GYPT的設立和其他許多創建於同一時期的TIE劇團一般，是六、七〇年代英國社會急遽變動下的革命性產物：舉凡中產勢力的勃興、義務敎育的普及，還有戲劇理念的更新，皆可說是「敎習劇場」之所以能在英倫蔚爲風潮的導因。儘管TIE的定義與功能究竟爲何學界至今仍在爭辯不休，但它大抵不脫是一個以演敎員（actor-teacher）和年輕參與者間之明確互動爲基石的戲劇體驗：透過諸如「靜象劇面（image theatre）」、「論壇（forum）」、「坐針氈（hot-seating）」和「群體角色扮演（group role-play）」等技巧，編導小組運用戲劇呈現的方式將某一社會議題（如環境保護、種族分歧）具象化，並且在設計、排演的過程中預留出可供參與者實際介入討論或表演的空間，讓參與者能夠從此一虛擬的情境裡充份地感受到問題本身的深度及難處，進而在多方思辯、溝通後做成自己的結論或決定。劇場潛能於此散發出一股龐大的橋樑力量，使得平日淨在校園內接受知識餵養的靑少年得以走出象牙塔和牆外的社會現實進行直接觸握，同時對自我存在和周遭人事間的關係脈絡做番整理與思省。而這正是GYPT這個戲劇團體向來所堅持的編演理路和創作目標。 舉九四年春該團以前南斯拉夫境內之紛爭爲憑所製作的《粉碎太平》Broken Peace爲例：藉由群體角色扮演的方式，學童們在演敎員的帶領下以商業考察團的身份前往一個戰火初歇的虛構城邦做訪問。途中他們邂逅了生意人伊佛、咖啡店老闆和他的女兒娜達，以及隻身在亂世中顚沛班離的偶劇師父佐蘭（GYPT的道具師特別以回收的垃圾黏製出兩尊可用木棍操縱的玩偶來增添敍事的魅力）等人，並且從這些角色的口中聽聞了許多有關戰爭、國族、親情、愛情、偏見與仇恨的故
透過種種民衆劇場表演的訓練方式，格林威治靑少年劇團結合了戲劇與敎育的技巧，爲專業的劇場藝術活動，和非專業出身的劇場愛好者，開闢了另外一條蹊徑；使得觀衆不再被動，劇場也不侷限於娛樂和欣賞，不但打破了演員與觀衆的藩籬，也使得所有參與者在思考上獲得深刻的啓發。
以台灣民衆戲劇發展的稚齡狀況而言，本地的民衆劇場工作者，無不抱持著使命感，期待民衆戲劇能在本地生根茁壯。然而台灣的現代劇場發展，在激越的六、七〇年代是缺席的一員。因此，在國際分工和社會情勢都更爲專業進步的台灣現況中，如何爲民衆戲劇找到著力點，則需要很高的智慧。
提倡民衆劇場工作方式一直不遺餘力的鍾喬，最近在台北成立了「差事劇團」，並準備與菲律賓「古敎士劇團」合作演出劇作《士兵的故事》。這次跨國演出的作品，有著幾項探索性的嘗試在劇中流動。
就好比菲律賓的民衆劇場在關切社、經結構之同時，讓傳統劇場美學擁有其自主性力量，並貫穿傳統於當代的表演系統之中一般；民答那峨戲劇節的演出項目，幾乎全部與當地原住民的祭典儀式發生關聯，並藉此呈現原住民在當前社會和歷史殖民情境下的遭遇。
鍾喬著的《亞洲的吶喊》，勾勒亞洲第三世界「民衆劇場」諸般面貌及其實踐美學。本文作者除討論「民衆劇場」的概念置於今時今地台灣所可能產生的落差外，並兼論及小劇場／傳播媒體／觀衆之間的對應關係。
鍾喬著的《亞洲的吶喊》，勾勒亞洲第三世界「民衆劇場」諸般面貌及其實踐美學。本文作者除討論「民衆劇場」的概念置於今時今地台灣所可能產生的落差外，並兼論及小劇場／傳播媒體／觀衆之間的對應關係。
凝聚了多年「溯」計畫的劇場實踐經驗，優劇場在今年春節期間前往菲律賓，與亞洲民衆文化協會的劇場工作者交換彼此的心得。
一九九〇年六月間，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參加在南韓舉辦的「亞洲民衆劇場訓練營」，對「亞洲民衆劇場」的發展有了些許的認識；今年四月間，經香港劇場友人的促成，終於有機會讓亞洲民衆劇場的表演者以他們的獨腳戲表演和台灣觀衆見面。 民衆劇場在亞洲其它國家已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在台灣則是較陌生的一種表演方式。恰恰因爲如此，我發現最近一段時日以來，發生在台北或其它城鎮的表演活動，大抵都顯示民衆劇場正走在一個朝向體制化發展的道途上。 朝向體制化發展的表演活動，因著客觀條件相對地較爲豐厚，或者説至少能提供表演團體「生存」的空間，自然相當有助於劇場活動的再生產，然而，卻也存在著某種吊詭。換言之，表演的藝術性在較好的條件下，經由固定的訓練以及行政安排，的確提昇了表演團體的素質；然而，表演者的原始創造力卻也在體制化的過程中流失了。 小劇場陷於美學困境 回顧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小劇場運動，從原創性的批判機制來觀察，我們一方面看到當時多數的表演活動流於抽象思維式的劇場行動，卻也發現表演者對社會體制勇於提出質疑、詢問，讓劇場處於一種「小衆媒體」似的警覺狀態中，這種批判式的警覺狀態賦予了劇場成爲文化行動的可能性。然而，卻也在一段時日之後，跟隨著政治資源分配的趨於確立，幾乎失去了表演藝術在參與社會變革歷程中的自主性。 從八〇年中期小劇場運動的風行，反觀這些時日以來的表演活動，似乎不難發現沈寂多時的邊緣團體，企圖以更多的身體探索來豐富自身的表演美學，卻更深地陷入美學行動的掙扎困境中，表演所欲呈現的主題反而相對地模糊了。至於，浮沉於主流劇場中的表演團體，則似乎對於製作的宣傳，表演的專業訓練，上乘的演出存在著愈來愈大的興趣，極少再去思索表演「除了感性之外，其實還應賦予批判的理性功能。」 表演活動離不開觀衆的參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觀衆也就是民衆。民衆的集體生活記憶，往往是東方國家發展具有民族特色表演美學的途徑。於是，這些時日以來，似乎，有愈來愈多的表演朝向本土化的道途，這是表演藝術在總體政經、文化環境底下的反映，也是對長久以來依賴西方劇場美學的一種反省，更是回溯民族表演體系的現象。 爲消費文化服務的民族表演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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