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的确是属于那不可重复的过去，时代一过就无法重复，他们所留下的艺术手迹是彻彻底底那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代珍惜。
演出时地
1999年
9月18日（管弦乐之夜）
10月2日（合唱之夜）
10月16日（室内乐之夜）
国家音乐厅
中国开始正式引进西方音乐至今已近百年，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接受德籍顾问的建议设军乐队开始，到今天海峡两岸有著为数不少的乐团、音乐厅，并且产生了不少国际级的演奏家，这其间所走过的路程实在漫长曲折，而乐坛前辈们也的确为后代做了不少辟路，打基础的工作。在此话说前辈之际也当逐渐可替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一些人物定位，给予适当正确的评价，同时兼可回顾这近百年的成就，促使我们对目前的乐况进行检讨、思考。
早期的中国西式音乐发展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人文观念，从文化学习的角度学习西方音乐，著重在作曲家的培养以及将这种音乐当做是一种改造旧社会的工具。
在二次大战前，音乐界比较重要的事是上海音专的设立和上海工记局乐队的成立。这代表著在中国建立了西方音乐制度中的两大利器──学校及演出机构，它使得中国在吸收西方音乐有了工具与摇篮。在上海音专时代，近代一些知名的乐界人物如：萧友梅、黄自、冼星海、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陈田鹤、李靑主、张昊等人都是这时代里的人物，他们为中国乐坛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其中有些曲子传颂至今，但是在器乐曲方面以及大型曲作方面产量与产质却都不甚齐，除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江文也的一些管弦乐曲，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黄自的〈长恨歌〉之外，真正的好曲并不多。
当然这某方面是因为初接受西方音乐时，大多数的作曲者无力驾驭写作大型作品所需的作曲技巧、曲式结构以及乐器性能。更大的难题其实出在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相异性，作曲者必须自行找出协调这二者的一己道路。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将中国的民歌塞人西方的和声曲式中，以求得一国民乐派的效果风格，替西式音乐抹上一丝中国色彩。但是在此同时，作曲者采用的多半是民歌素材，而非传统的文人音乐或戏曲唱腔，所以在改编时困扰较小。但是它们也彻底的使中国音乐西化，虽求得一中国风味，并无发扬中国传统之实。然而就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技术成就来看，前辈大师仍然值得我们尊敬与喜爱，他们真正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不是其他时代的人以类似的心情与风格模仿出来的。前辈们的确是属于那不可重复的过去，时代一过就无法重复，他们所留下的艺术手迹是彻彻底底他们那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代珍惜。
由于他们的入手点是西乐中化，而非中乐之传承与传统人文精神之延续发扬，所以在那些作品中，上焉者仍可感受到一丝文化精神，中下焉者则往往流于乐艺，无法使中国传统独有的手法与艺术格局佐以新技巧，展开新局面。但这对生长于中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的那一代人而言，上述的评论未免苛求。他们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创出如此丰硕的艺术成就，与他们的时代脉动息息相关。我们这一代的音乐工作者每每自外于社会、自成一阶层，不知如何定位，不知如何自处之际，也更要为前辈风范油然而生向往之情。
文字｜陈树熙 联合实验管弦乐团助理指挥、东吴大学音乐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