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俄国戏剧 |
I.E. Braz于一八九八年所绘之契诃夫肖像油画。
I.E. Braz于一八九八年所绘之契诃夫肖像油画。(欧茵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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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俄国戏剧

俄国文学起步甚迟,我国唐朝末期,他们才刚刚有了文字。第十世纪末,因为东正教会积极向北方传教,大量引进宗教书籍,也介绍了一些世俗性作品(包括史书、战争故事等),对俄国的文学发展发挥极大影响。但亦因此,十一至十六世纪的作品大多为宗教文学,缺乏民族特色。俄国戏剧的历史亦远较西方为短,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模傚西方宗教剧的演出,唯即迅速获得回响。作者们还尝试在剧中穿挿一些俄国民间故事或俄国社会的人物,使戏剧显得比较世俗化,也比较写实活泼,博得广大观众的欢迎。于是教会、学校、地方,都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剧团,他们到处巡回演出。十七世纪中叶,戏剧已成为俄国人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普遍热衷欣赏戏剧,相当大比例的人民对俄国剧作家、剧码和演员有深度的认识。

俄国文学起步甚迟,我国唐朝末期,他们才刚刚有了文字。第十世纪末,因为东正教会积极向北方传教,大量引进宗教书籍,也介绍了一些世俗性作品(包括史书、战争故事等),对俄国的文学发展发挥极大影响。但亦因此,十一至十六世纪的作品大多为宗教文学,缺乏民族特色。俄国戏剧的历史亦远较西方为短,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模傚西方宗教剧的演出,唯即迅速获得回响。作者们还尝试在剧中穿挿一些俄国民间故事或俄国社会的人物,使戏剧显得比较世俗化,也比较写实活泼,博得广大观众的欢迎。于是教会、学校、地方,都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剧团,他们到处巡回演出。十七世纪中叶,戏剧已成为俄国人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普遍热衷欣赏戏剧,相当大比例的人民对俄国剧作家、剧码和演员有深度的认识。

社会讽剌剧的滥觞

从十七世纪到廿世纪的今天,俄国文学历经多种潮流变化,戏剧创作与表演都维系著相当淸楚的传统风格。这种传统的建立与成熟,十八世纪两位戏剧作家最有贡献,他们是苏玛洛可夫(A. P. Sumarokov, 1718-1777)和冯维金(D. I. Fonvizin, 1745-1792)。苏玛洛可夫写悲剧,也写喜剧,取材多样,且能深入人性各面,包括爱情、婚姻、权力、金钱……等等诸般人生问题。复杂曲折的情节之中,蕴含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哲学观,使俄国观众得以学习以或多或少的严肃心情观赏戏剧,也使戏剧自此与群众发生较接近的关系。冯维金则特别擅长喜剧。他的作品表现相当明显的「攻击性」,直接批判俄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例如农奴制度)所滋养的贵族和靑年,他们的闭塞无知,浅薄自私、懦弱无能,引导读者与观众深思他们国家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冯维金的代表作是《旅长》(Brigadir)和《纨袴少年》(或译《公子歌儿》Nedor-osl)。纨袴少年米特罗瓦的母亲是愚昧野蛮的地主典型,他在母亲言传身教和溺爱下成长为好吃懒做的公子哥儿。冯维金的这种社会讽刺为俄国戏剧拉开了一条新的方向,其社会写实与批判性不仅完全摆脱过去宗教文学的束缚,并且超越了其他欧洲文学。

即使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流行浪漫文学,大部份作家以梦幻式的笔调诉说心底的激情与忧郁之际,俄国的戏剧仍然十分写实。喜剧作家格里伯耶朶夫(A. S. Gribojedov,1795-1829)的《聪明误》便是上乘佳作,特别受观众喜爱,咸认是对俄国社会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的讽刺。剧中主角查茨基出身地主家庭,刚从国外回来,造访他的父执──莫斯科官吏法穆索夫与其女,也是靑梅竹马的恋人索菲亚。但索菲亚已爱上了父亲的秘书莫尔查林,而且很厌烦查茨基对俄国贵族社会的讽刺。查茨基却看出了莫尔查林的虚情假意,他只是为了讨好上司才扮出一副钟情的样子。法穆索夫有钱有势,但敌视新事务和新思想,他认为「学问简直就是温疫」,恨不能「将书籍一并烧光」,不论大小公事,从来不看内容,只要签过字,就算完事。与剧中各个愚昧自私的人相比,查茨基的热情与激奋是俄国未来的希望,但他除了空谈、批评与崇洋,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他也只能算是文明的渣滓。《聪明误》十分真切地刻划出莫斯科贵族社会的风貌;所有的对话,可谓是「字字珠玑」普希金认为,「一大半都应成为谚语」。这种深刻而真实的描绘使《聪明误》及同类型讽刺喜剧一直很受俄国观众喜爱。

民族戏剧与民间戏剧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A. N. Ostrovsky, 1823—1886)就继承了这种既有传统,写当时的商人圈中的粗暴专横、唯利是图。奥斯托洛夫斯基以敏锐的观察和精巧的雕琢,运用俚语、歌谣,写出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心理活动。这些人物及其生活背景都是全然俄国式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因此被誉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创作者。

契诃夫(A. P. Tschechov,1860-1904)的剧本则又带给俄国剧坛革命性的新面貌。它们与他的短篇小说一样,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简单,发展平缓,没有明显的高潮和低潮。剧中人物都只是平平常常的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恶棍。他们各有思想、感情和性格,也各有其象征性意义。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布景和音乐,甚至哑场和间歇都是表现人物性格与情绪,以及剧本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契诃夫的戏剧虽也是写实的,但重点不在社会现状的描绘,而在尝试剪接出生命的表现心理和气氛,透过许多琐碎的小点,暗示人与人间的吸引与排斥,强调人类心灵的寂寞。

二十世纪初期,写实文学一度走向低潮,俄国剧院上演的是讲究修辞、寓意玄奥的象征主义剧,但为时短暂。因共党革命牵引的社会转变,左倾政治剧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艰苦的生活压力下,人民视剧院为心灵避难所,观剧仍是很普遍的休闲活动。俄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剧院为数惊人。史达林时代,上演的剧本以标示「社会建设任务」的新剧为主。但历史剧与古典剧渐渐仍较占上风。譬如《聪明误》,果戈里的《检查官》(又译《钦差大臣》)、《死灵魂》,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诃夫的《三姊妹》、《樱桃园》等等,都是经常出现在舞台上的剧码。我们可以说,俄国人民是很具水准的戏剧观众,他们要求戏剧表演意有所指,有思想、有深度,也许有时舞台布置与演员服装较西方简单,但对话隽永,并能意在言外。大多数的戏剧则很具俄罗斯色彩,无论取材,语言、思想方式,都表现浓厚的俄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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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民要求戏剧有思想、有深度,也许有时服装、布景较简单,但对话隽永,并能意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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