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社会讽剌剧的滥觞

从十七世纪到廿世纪的今天，俄国文学历经多种潮流变化，戏剧创作与表演都维系著相当淸楚的传统风格。这种传统的建立与成熟，十八世纪两位戏剧作家最有贡献，他们是苏玛洛可夫（A. P. Sumarokov, 1718-1777）和冯维金（D. I. Fonvizin, 1745-1792）。苏玛洛可夫写悲剧，也写喜剧，取材多样，且能深入人性各面，包括爱情、婚姻、权力、金钱……等等诸般人生问题。复杂曲折的情节之中，蕴含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哲学观，使俄国观众得以学习以或多或少的严肃心情观赏戏剧，也使戏剧自此与群众发生较接近的关系。冯维金则特别擅长喜剧。他的作品表现相当明显的「攻击性」，直接批判俄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例如农奴制度）所滋养的贵族和靑年，他们的闭塞无知，浅薄自私、懦弱无能，引导读者与观众深思他们国家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冯维金的代表作是《旅长》（Brigadir）和《纨袴少年》（或译《公子歌儿》Nedor-osl）。纨袴少年米特罗瓦的母亲是愚昧野蛮的地主典型，他在母亲言传身教和溺爱下成长为好吃懒做的公子哥儿。冯维金的这种社会讽刺为俄国戏剧拉开了一条新的方向，其社会写实与批判性不仅完全摆脱过去宗教文学的束缚，并且超越了其他欧洲文学。

即使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流行浪漫文学，大部份作家以梦幻式的笔调诉说心底的激情与忧郁之际，俄国的戏剧仍然十分写实。喜剧作家格里伯耶朶夫（A. S. Gribojedov,1795-1829）的《聪明误》便是上乘佳作，特别受观众喜爱，咸认是对俄国社会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的讽刺。剧中主角查茨基出身地主家庭，刚从国外回来，造访他的父执──莫斯科官吏法穆索夫与其女，也是靑梅竹马的恋人索菲亚。但索菲亚已爱上了父亲的秘书莫尔查林，而且很厌烦查茨基对俄国贵族社会的讽刺。查茨基却看出了莫尔查林的虚情假意，他只是为了讨好上司才扮出一副钟情的样子。法穆索夫有钱有势，但敌视新事务和新思想，他认为「学问简直就是温疫」，恨不能「将书籍一并烧光」，不论大小公事，从来不看内容，只要签过字，就算完事。与剧中各个愚昧自私的人相比，查茨基的热情与激奋是俄国未来的希望，但他除了空谈、批评与崇洋，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他也只能算是文明的渣滓。《聪明误》十分真切地刻划出莫斯科贵族社会的风貌；所有的对话，可谓是「字字珠玑」普希金认为，「一大半都应成为谚语」。这种深刻而真实的描绘使《聪明误》及同类型讽刺喜剧一直很受俄国观众喜爱。

民族戏剧与民间戏剧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A. N. Ostrovsky, 1823—1886）就继承了这种既有传统，写当时的商人圈中的粗暴专横、唯利是图。奥斯托洛夫斯基以敏锐的观察和精巧的雕琢，运用俚语、歌谣，写出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心理活动。这些人物及其生活背景都是全然俄国式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因此被誉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创作者。

契诃夫（A. P. Tschechov,1860-1904）的剧本则又带给俄国剧坛革命性的新面貌。它们与他的短篇小说一样，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简单，发展平缓，没有明显的高潮和低潮。剧中人物都只是平平常常的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恶棍。他们各有思想、感情和性格，也各有其象征性意义。人物的语言、舞台上的布景和音乐，甚至哑场和间歇都是表现人物性格与情绪，以及剧本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契诃夫的戏剧虽也是写实的，但重点不在社会现状的描绘，而在尝试剪接出生命的表现心理和气氛，透过许多琐碎的小点，暗示人与人间的吸引与排斥，强调人类心灵的寂寞。

二十世纪初期，写实文学一度走向低潮，俄国剧院上演的是讲究修辞、寓意玄奥的象征主义剧，但为时短暂。因共党革命牵引的社会转变，左倾政治剧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艰苦的生活压力下，人民视剧院为心灵避难所，观剧仍是很普遍的休闲活动。俄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剧院为数惊人。史达林时代，上演的剧本以标示「社会建设任务」的新剧为主。但历史剧与古典剧渐渐仍较占上风。譬如《聪明误》，果戈里的《检查官》（又译《钦差大臣》）、《死灵魂》，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诃夫的《三姊妹》、《樱桃园》等等，都是经常出现在舞台上的剧码。我们可以说，俄国人民是很具水准的戏剧观众，他们要求戏剧表演意有所指，有思想、有深度，也许有时舞台布置与演员服装较西方简单，但对话隽永，并能意在言外。大多数的戏剧则很具俄罗斯色彩，无论取材，语言、思想方式，都表现浓厚的俄国风情。

 

文字｜欧茵西 台大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