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因为难得地承平了一阵子，经济也「起飞」到约略已迈入开发国家之列了，不耐烦的声音于是时时会冒出来：「怎么还没看到伟大的艺术作品出现？」是的，我们伟大的诗、伟大的小说，我们的关汉卿或莎士比亚、华格纳或贝多芬，怎么迟迟还没出现？
伟大其实从来不是偶然。
有了长远的西洋戏剧传统，有了文艺复兴的人文背景，还加上伊莉莎白女王一世当朝的鼎盛国力，然后英国出现了莎士比亚。有了长远的传奇、说部话本的传统，有了元明淸一路发展而成的士商阶层，加上淸初的鼎盛国力，十八世纪的中国也终于出现了曹雪芹。
而这种种关键，与其说是经济，不如说是文化──即使经济条件，也必须是一种有文化的经济条件。单单是写王朝宫闱（不管是排场还是秽乱）或子报父仇的故事，不会使《哈姆雷特》伟大；单单是写荣宁二府（不管是奢华还是堕落）或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也不会使《红楼梦》伟大。使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伟大的，是他们各自在文化层次上的深刻。倘若复仇的意念不是经由哈姆雷特的人格特质提升为整个生死善恶的交战，倘若他最后的鲜血不是思虑的代价，倘若这痛苦的思虑不正是莎士比亚所想要借以表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典型，王子复仇的故事便了无深意。倘若宝玉的爱情不同时指向所有贪嗔爱悦的虚妄，倘若大观园的败亡不同时隐喩了极致之美的非人间性，倘若这虚妄的了悟和人间与非人间的辩证不正好呈现了曹雪芹的宗教体察和美学思辩，红楼的梦也只是脂粉阵的串场而已。
伟大来自深刻。在深刻的作品出现之前，先得有很多成功的作品；在很多成功的作品出现之前，先得有蓬勃的气象。而蓬勃，来自经济社会条件的成熟。
《表演艺术》在年终岁首之际，对过去这一年的国内演出作了一些回顾，我们看见蓬勃，蓬勃中也有星星点点的成功。可是，要走向伟大，我们的创作者和演出者都须要寻求更深厚的文化滋养；对自己的题材，都必须超越「描绘」、「表现」，去追求文化层次的深刻。复仇止于复仇、爱情止于爱情、秽乱止于秽乱……都无非末技，然而这样的末技恐怕仍在眼前的「蓬勃」中居于多数。
当我们的经济条件成为有文化的经济条件时，也许也将是我们可以开始期待「伟大」的作品出现的时候。
黄碧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