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即使在人类思想的源头上重要如雅典，仍因为它留下来的戏剧作品和剧场而更伟大；即使成为政治体制的摇篮如伦敦，仍因为有莎士比亚而加倍荣耀。
当然长安城若没有了斗酒诗百篇的李白，若没有过霓裳羽衣舞低杨柳的楼台，便只不过是个朝代兴替的城池。「闻道长安如奕棋」，靑石板的街衢岂可以不曾走过诗人歌者的足迹！
此所以一个城，即使够现代化，下水道、捷运、摩天楼……都有了，不加上好的剧场音乐厅博物馆──以及能欣赏使用这些设施的市民，终究算不上是个有起码文化的城市。
此所以一个「有起码文化」的城市，如果文物是移植来的，文化活动是仿制的，它的居民没有机会涵融于历史传承的流风余韵中，这个城就得加倍努力去创造文化环境，在加速的累积中融汇出一个文化新局。
在众多的城市里，有些城留下过往的伟大，如雅典；有些城不间断地在继承和开创，如维也纳；有些城移植了文物而能以惊人的活力包容开拓，展现新局，如纽约。中国人的城市中，当然也可以约略作同样的归类，然而就艺术，尤其是动态艺术来说，却没有一个城能跻于世界性的顶峰。原因是，我们历史上歌者乐者的作品泰半成了广陵散，成为传说；我们的王公贵胄，因为不太与庶民同乐，大规模的演出场地因此也没有机会发展出来。倘若比长安开封于雅典，北京上海于维也纳，这些城各自在音乐戏剧舞蹈上的历史意义恐怕终究还是受限于各自的文化中对这些艺术类型的定位，而成就上难以超迈。也许，以中国人今天在某些城市，诸如台北、香港所显示的活力和经济力，开拓出新局还更可期。没有历史的纽约能成为世界性的演艺中心，依赖的正是高度包容的活力和经济力。
试刊号以来，《表演艺术》探讨过国内从城市到鄕镇的表演环境，也介绍过配合外来重要表演的许多世界大城的演出场地和成就。百年的慕尼黑爱乐，十六世纪以来的伦敦剧场根基，革命了一世纪的现代舞，欧洲乃至东京歌剧院的规模……还有各自的政府在维续这些艺术成果上的投资。所有的探索和比较都在表示我们的一个期望，期望中国人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个城市，既现代化，也有文化，这个城市，也许在古老的根基上补充现代化的要素；也许在新兴的活力中拓展多样的文化面貌，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城民加快步调体会一个大城的文化意义：他们不只生存、生活、逐利、享乐，他们在自己的城市的文化条件中成长，读书观剧赏乐如同呼吸行路一样自然，也一样愉悦。
黄碧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