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门崛起的年代是现在的台湾文化醒来的靑春岁月。一如少年岁月之于人的一生那样，那是关键性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的年代。少年时时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这样？生命的意义何在？未来我将走向何方？那时节的台湾文化正在开始自问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台湾文化的自主性格一直相当薄弱，犹如处于儿童时期的生命。这其中有很大原因是由于台湾一直生长于托养家庭，时而日本，时而光复后的美国。淸朝时期是做为大淸帝国的附属文化而存在，文人的生命寄托主要仍在中原文化的诗词和科举上，同现实人文情境是无多大干系的。日据时期，台湾被迫由中原文化转向日本文化，其中的冲突毋庸举例，只要看看抗日文人中不乏写作旧诗词、以放弃中原传统文化为耻者，即可明白。及至台湾光复，中原文化复归，但台湾迅即卷入中国大陆内战旋涡中，国府迁台后，两岸隔绝形势成型，台湾表面上是中原文化的延伸，但事实上是从军事、经济到文化都受到美国的宰制。
从文化上看，台湾历经两个阶段才走向云门崛起的年代。其一是反共时期，这是国民政府意识型态的延伸。其二是随著美国的影响，留学生日多，美国文化深入台湾。荒芜的、荒诞的、虚无的作品以现代主义面貌出现。以否定现实为主调的作品对当时压抑的政治情境不无具有反叛的意义。然而随著台湾工业化来临，古老的文化日渐失去，以及外交失利（钓鱼台事件、中日断交、退出联合国等），现实逼迫人们看见自身处境，文化的自觉时代才宣吿来临。云门诞生的一九七三年，唐文标已以关杰明为笔名展开现代诗论战，而标志著现代主义的《现代文学》则宣吿停刊，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为标榜的《文季》。日据时期作家杨逵则再临文坛，从而使人们看见台湾曾经有过的作家，以及写实主义传统。次年，陈若曦以《尹县长》小说震撼两岸中国人。
文化艺术的兴起有其互相激荡的环境因素，如果没有前述的作家、外在条件，云门恐怕不是今天的面貌。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云门生长起来。我时时要想起当年就读高中的自己是如何在书摊购得陈映真的禁书《将军族》，并耽溺在《我的弟弟康雄》的理想主义者毁灭于现实的虚无里。同时，和中兴大学的友人如何为王文兴的《家变》而喋喋争论不休。
在那仿佛少年醒来开始自问我是谁的年代里，还有许多艺术形式在进行相互的激荡。有一年春日，为了听陈达那恒春调的古老歌声，我们无视口袋的钱根本不够，硬是进入台中一家西餐厅，去听远从南台湾来的老人唱歌。月琴、沙哑的喉音、浓浓的土腔、遥远到父祖一代的故事、已经失去现实能力而只剩下音乐与记忆的老人，这一切组合成一个「追索历史记忆」的过程。那一天恰好是防空警报演习，有大约四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和陈达被关在大门拉起的幽暗地下室里，试图和老人交谈，但彼此相隔时空太远，我们终究无法去触摸到陈达和他孤寂的月琴世界。然而还是听著，等待一个朋友在警报解除后带钱来付帐，否则根本无法离开。
一九七六年秋天，几个拒绝大学联考的朋友到大度山杨逵的东海花园协助他浇水种花，而这个老人像照顾自己晚辈似的，收留了这一群被联考和家庭拒绝的叛逆的孩子，也不多谈他从事抗日、农民运动、坐牢的种种，只是要求要早起浇花，不应睡懒觉。有时一同抽没有滤嘴的新乐园廉价香烟，老人和孩子一起呸呸的吐著烟丝，一同吃菜脯蛋加白菜汤，或喝一点高粱酒。
便是在那时代的氛围里，我首度看见云门，并不是演出，而是一本林怀民著作，「远流」出版的照片与敍述合集的书。在东海大学校园的树䕃下，翻看著舞蹈照片时，一片落叶竟翩翩然飘落在书本中间白蛇的照片上。少年的心中以为在秋日满山的落叶里，唯独这一片来我的书上作最后的栖息，难道这书就是叶子的生命归宿？于是我合上书，把叶子永久保留下来。这一片叶子至今仍夹在当时的书页里，即使乾枯暗褐，却有如少年时代的记忆，交织成当时追索的足迹，从陈映真小说、杨逵、陈达到林怀民等等。
再度听到陈达的歌声已是两年以后，在林怀民的〈渡海〉里，那时寂寞老人和月琴合而为一的身影、那无由言说的父祖故事曲调，在舞蹈中仿佛再现，我才明白陈达抱琴闭目的说唱中的悲凉，以及为什么我们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那生之苦难与死的幽暗所构成的连绵不断、反复轮回的命运之歌。
云门崛起的年代是台湾文化醒来的靑春岁月，带著探索的心灵，整个文化界在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意义，自己的未来。那种单纯的理想主义的心灵，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感和力量，足以让人舍弃一切，死生与之，一如陈映真笔下的《我的弟弟康雄》那样。
如今云门已二十岁了。二十年之间，靑春的生命在经济富裕、政治转型、文化商品化之后，开始有了沧桑，当年一同摸索叛逆的友伴各自走向自己的道路。在云门如此，文化界亦然。杨逵和陈达已然去逝，而和陈映真一同坐牢的画家吴耀忠亦已早逝。曾经为了政治理想坐牢的陈映真则在新的政治口号下，时时遭到批判，仿佛牺牲者还要顶著荆棘的桂冠一样的不公平。
云门二十岁的来临，令人不免有著对比的感受。岁月无情，台湾再也无法回到成长初时的理想主义时代，现实继续轮转，文化亦有了沧桑和世故，成长或者就是这样。只不知现今的自己和世界是否就是当年所期望的模样？
文字｜杨渡 文化评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