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台北市旧市府大楼的再使用问题，引发了大家对台北市「闲置空间」如何利用感到关切。拿旧市府来说，有人建议改为「台湾文化馆」；有人建议辟为画家的艺术村；有人认为应该提供给场地不足的表演团体；有人呼吁应该让「建成国中」原地复校。不管众说如何纷纭，「市民空间」意识抬头是不争的真实。究竟台北市的「闲置空间」该如何运用？表演艺术团体对「闲置空间」又是如何思考呢？
根据台北市民政局三科（宗教礼俗科）科长赵和贤指出，台北市长陈水扁于市政会议上指示财政局调查台北市现有之「闲置市产」，建立资料，至于其空间利用的任务，则交由即将于今年七月成立的文化局做全盘规划。另外，市府将于全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各选定一闲置空间开发为社区文化空间，然而究竟如何做「文化上的使用」，目前尙无淸楚的眉目。但不论如何，「空间市民文化」导向，则是确定的方针。
乐山基金会催生艺文空间
从去年在西门町举办「红楼梦、西门情」开始，财团法人乐山文教基金会对文化古迹闲置空间的关心一直不遗余力。最近，「乐山」更成立了「台北市艺文空间催生小组」，由乐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丘如华担任召集人，「身体气象馆」负责人王墨林任联络人，邀请市府财政局、民政局官员、都市计划专家学者、剧场界、美术界人士齐聚一堂，讨论台北市闲置空间利用的可能性。
在几次会议中，各界均提出对闲置空间使用的期许。例如美术界的陈建北就表达了美术界进驻旧市府成立「艺术村」的构想，并开放供民众参观、学习艺术。小剧场界的王墨林则反对旧市府成为「台湾文化馆」，变成死的标本陈列场所。王墨林认为它应该成为展演场所：「让身体在里面活起来」。他并建议，应该让表演团体认养闲置空间或古迹，并请建筑师辅佐规划，提出空间利用或古迹再复活的企划案。仿效香港、新加坡或欧洲，将老旧建筑改为适当的表演场所。
丘如华则认为，应该针对每处闲置空间或废古迹的不同特性，进行详细的调查，然后再详细规划，找出它本身最适合的用途。
目前「乐山」的计划还在推动中，尙没有具体成形的结果。可以确定的是，它和北市府推动规划运用闲置空间的行动是紧密相连的，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格外重要。
中华舞蹈社：艺术化的公共空间
关于「闲置空间」的使用问题，「中华舞蹈社」是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思考的。
中华舞蹈社位于中山北路，是由对台湾现代舞发展有极重要贡献的蔡瑞月所创办。后来，蔡瑞月女士移居澳洲，中华舞蹈社便交给她的媳妇、同时也是舞蹈家的萧渥廷主持。去年，中华舞蹈社由于捷运工程而面临拆除的命运，于是萧渥廷联合萧静文舞蹈剧场、舞蹈界和媒体，举办了「向蔡瑞月致敬」、「一九九四文化艺术运动」等活动，以一连串公开、露天的表演方式，向有关当局、也向大众说明了中华舞蹈社存在之历史意义，最后终于获得新上任的台北市长陈水扁「不予拆除」的允诺。
「对于闲置空间的使用，我们觉得不能太过于艺术家本位主义，」中华舞蹈社剧场行政企划陈秋惠表示，「认为这个空间可以如何如何被使用，但却缺乏对周遭居民需求的认知，那么这跟商人利用场所只求赚钱有什么两样？空间是大家的，是公共的，艺术团体要进驻公共空间，必须有更详细的调查、观察，了解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日常习性，才能真正达成公共空间艺术化、艺术社会化的目的。」
「例如像中华舞蹈社，为什么它不能被拆除？它对中山北路的重要性何在？我们的做法，就是透过中华舞蹈社的历史，重新回溯整个中山北路的陈迹，唤醒台北人对这条老街的共同记忆，于是中山北路不再只是今天冰冷的外貌，而是活生生的丰厚历史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舞蹈社不是蔡瑞月的，不是萧渥廷的，而是中山北路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华舞蹈社较之其他的团体，更关心台北市的「文化成就」，而不只是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正由于它强调和「人」，而不是特定的「观众」发生互动，因此中华舞蹈社勇于向台北市「不适宜表演」的公共空间挑战，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公共空间被艺术团体使用的可能性，并造成一种公开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封闭于黑盒子之内的纯艺术活动。今年文建会的「社区学区巡回示范」，中华舞蹈社特意选择了几个户外场地，包括甚少人注意的台北市政府广场。
「当人们看到，原本以为只能用来当停车场的市政府广场上，竟然有舞蹈表演活动时，惊讶出现了，思考和对话的可能性也就产生了。」陈秋惠结论说：「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公共空间的使用，是民众决定的，但是艺术家更可以提供意见；艺术和社会唯有相互关照，而不是各自保持冷漠，理想的、人性的生活才能实现。」
小剧场：「艺术霸占空间」
「闲置空间」的开发，小剧场占有重要的贡献。
对台北的小剧场来说，「闲置空间」不仅只是遭受忽略的公共空间──如中华舞蹈社现正极力进行活动的场域──它还涵括两个概念：其一是「失落的空间」，其二是「可被异质化的空间」。小剧场在这两种空间进行表演，都有明显「反镜框舞台观赏美学」的意味。
「失落的空间」指的是：从都市计划的整体眼光中看去是无法利用或必须废弃的房屋或畸零地。这些一般人眼中不具生产价値的空间，在小剧场人的眼中却可能具有美学上的顚覆意味。
较著名的例子，有一九八七年的《拾月》，由王墨林策划，「河左岸」、「环墟」、「笔记」三个小剧场在三个不同地方演出，其中一处即是在一个废弃的造船厂内。王墨林指出：「……《拾月》这种再建构剧场空间的企图，不过是为了寻找戏剧的另一种可能性，用它来打破目前在国家剧院高唱『开创表演艺术新纪元』口号下，所开创的国家经济与政策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神话……」（《都市剧场与身体》，王墨林著，88页）《拾月》的演出，从演出内容、演出场地的装置，到戏剧与观众的互动，都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批判性；因而废船厂的再利用便被王墨林视为具有打破政治神话的功能。
然而另一方面，一九九四年的「台北破烂生活节」，却对「失落空间」的型塑提供不一样的经验。它是由吴中炜在永福桥下，长满野草的空地独力搭建完成的演出场地；虽然「台北破烂生活节」夹在国家剧院TIFA（台北国际艺术节）和中国时报「人间剧展」中间，但它并没有强烈的诉求，内容也不再是政治的、批判的；反而是一种嘉年华会式的、即兴的自由演出；「失落的空间」于此显示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化外性格。从废船厂的政治批判到永福桥畔的嘉年华会，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小剧场随著社会变迁而呈现不同的思考，但两者都是奠基于「失落空间再利用」这样的基础上的。
其次，「可被异质化的空间」指的是，原本具有某一特定功能性的空间，被呈现于其间的活动异质化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意义。将空间异质化的作为，再一次由小剧场独领风骚。一九八六年，「洛河展意」在台北东站前的地下道进行表演、使原本具交通功能的地下道被干扰化，甚至引来警察干预。将功能性的空间以「展演」（performance）予以异质化，通常会造成使用此一空间功能的民众反对，并且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冲击性（《都市剧场与身体》，48页）。此外，「街头剧」也是小剧场惯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在街道进行政治抗议诉求的表演行动。
以上的例子是公共空间被异质化，近来小剧场则走向私有空间的异质化。如一九九四年的「甜蜜蜜」及「公寓纪事」，都是将民宅式的、居住性的封闭空间异质化为参与性的表演场所，同样地引起邻居的抗议及邻近警察的关切。这样的抗议活动；在小剧场人眼中，毋宁是正面的，正可因为意识型态的撞击（其最先的反应是「反感」）而引发对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重新进行思考。
因此，不管是开发「失落的空间」，或是将功能性的空间予以异质化，小剧场的行动是一种积极的挑战，希望透过「艺术霸占空间」的行为唤起大众的注意，进而寻找和大众对话的可能性，并引发更深刻的社会性思考。
表演场地不足，演出团体另谋出路。
最后，就表演艺术团体的角度思考，开发「闲置空间」除了美学上的顚覆意义，另外尙有一个现实上的因素，那就是：表演场地的不足。
以台北市的表演场地为例，根据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第一期《表演艺术》杂志所绘的「台北表演场地图」来看，台北一共有三十个大大小小的表演场地。然而，到了一九九五年，这三十个场地中，有七个已经消失（如「发条桔子」），或者有的已不再做为演出场所（如「知新生活艺术广场），有的根本由于剧场设备不足，少有剧团使用（如「双连教会」），有的只供特定剧团使用（如「耕莘文教院小剧场」）。
真正剧场设备充分或堪用的，只有国家剧院及实验剧场、国父纪念馆、社教馆、艺术馆、幼狮活动中心、国军文艺中心、皇冠小剧场等。这些场所又绝大多数只适合大型表演活动，而且场租所费不赀，对大型团体也许不构成困扰，但对小型的团体而言，要使用这些场地，必须付出相当高的成本（通常小剧场没有这样的成本），而且申请获允的机会不大。
因而几个较具规模且有心以剧团形式经营的小团体，如「河左岸」、「临界点」及「台湾渥克」剧团，便将所属的排练场地稍加扩充，成为可以呈现小型演出的场所。一来可以免去沈重的场租负担，二来开发出固定的演出场地，不论对剧团或观众而言都具有一种「稳定」的作用。
「河左岸」去年推出「门户开放系列」，今年年初又推出「岁末联欢大公演」，场地的使用并不只限于「河左岸」团员，其他愿意发表作品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借用「榻榻米剧场」。与「河左岸」相比，「临界点」就比较是剧团式的经营风格，它陆续推出了《同志光阴》系列、菲律宾男同性恋导演短片展，以及最近的〈蝴蝶〉、〈玛莲玛莲〉等，都是「临界点」编导田启元或其他团员的作品。
而「台湾渥克」剧团对场地的使用更向前迈进一步。它租下原「甜蜜蜜」旧址，将其改装成为一个窗明几净、雅痞式的咖啡店，按「台湾渥克」团长陈梅毛的说法，这是为了「用以吸引一般的顾客群」、去除小剧场和社会之间格格不入的外貌。然而「渥克」还是在咖啡店推出小剧场的作品，从五月份开始有「四流巨星艺术节」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七月。
从以上的现象，可以观察到，小剧场对表演场地的需求甚殷，然而在大环境困难重重的限制下，就只好穷则变、变则通了。
闲置空间的利用有赖集体思考
台北市政府提出「闲置空间市产调查」，并且意识到台北市尙缺乏足够的文化空间，而朝向这方面规划。公权力正面关切台北市市民的文化生活，这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契机。另一方面，艺术团体也发出「空间不足」的呼声，希望这些空间能成为艺术村或是表演空间。
但是，如何避免本位主义，使这些市民财产能够充分为民所用，使得闲置空间能够真正转化为具有意义及价値的生活活动场域。这个问题可能是有关官员、艺术家和社会大众必须严肃加以思考的。
文字｜江世芳 剧场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