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九七三年还是反共抗俄的年代，此间根本不承认罪恶帝国的艺术。当时萧士塔高维奇还活著，作品有限度的在西方发表。我们只能从一些前辈在海外写的零头报导知道有这个人。

一九八三年，萧士塔高维奇的主要交响曲已经可以在台湾找到唱片（非进口唱片），但零星的资料令人搜集得辛苦不堪。印象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乐团在台湾演过萧士塔高维奇。

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支来自台湾的管弦乐团──台北市交登陆莫斯科。带去的曲目并不是讨巧的台湾小调，而是硬碰硬的萧士塔高维奇五号交响曲《革命》。「台湾人能演俄国作品吗？」一位俄国记者看著台上一半以上的女团员发愁说。结果市交在寒风夜雨中，在柴可夫斯基厅成功地闹了一次革命。除如潮掌声外，演奏结束良久仍有俄国老乐迷牵著指挥陈秋盛的手，念念有词不肯离去。

中国人说风水轮流转真是不错，曾几何时萧士塔高维奇的作品，竟由陌生、禁忌，变成台湾乐团的招牌曲目！萧氏作品魅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能广泛引起现代人的兴趣？

在资讯发达的现代，能像萧士塔高维奇在身后留下这么多谜团的，可能绝无仅有。萧士塔高维奇的作曲理论，并没有惊世骇俗或独家创见之处。但他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却使其作品宿命地成为世界关切的焦点。就像核子武器一样，苏联庆幸有这么一位够份量的音乐家可以与整个西方世界抗衡，证明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优越性。有趣的事在后头，萧氏生前从未亲自或委由他人撰写传记，一九七九年却在美国出现一本叫做「证言」的书，号称是萧士塔高维奇的回忆录，推翻萧氏原来公开的思想、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萧氏一下子从苏联的人民英雄，成为彻底的「反共义士」了。

从此，萧士塔高维奇的正、邪之争成为乐坛最热衷的议论话题，所有作品因此都有两套版本的曲目解说。可是「证言」的身世一直没有决定性的佐证，所以尽管言之凿凿，却始终无法为萧氏盖棺论定。一九八一年，苏联出了一本反制的书，把萧氏一生信而有征的文字手稿辑结成书，书中又是充满冷飕飕、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靑年时期，萧氏意气风发、恃才傲物，甚至有打压异己的危险倾向，在在显示萧氏并不全然「悲情」。

然而，剥开外部包装的萧士塔高维奇其实未必复杂难解。他延续了交响曲等传统乐曲型式，偏爱对位的细密心思让人遥见巴哈之风。他的作曲风格是许多当代要素的融合，既有早期俄国音乐家如柴可夫斯基、穆索斯基的影子，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与葛拉兹诺夫的管弦乐配器。也无疑受到马勒、荀白克、史特拉汶斯基、普罗高菲夫的影响。萧氏作品尤其有种明显的尖锐、戏谑特质，从廿岁就反复著「音乐可以单独使人发笑吗？」的问题。结果笑人者人恒笑之，他的七号交响曲被巴尔托克在《管弦乐协奏曲》著实嘲弄了一番。萧士塔高维奇实际不应只代表苏联，而是少数本世纪下半仍具有相当世界性的作曲家。也许已预见身后所将引起的争议，萧士塔高维奇曾说：「只要仔细硏究我的音乐，就能了解艺术家的我。」

在这团混乱中，萧氏作品像置身事外也似，默默得到愈来愈多人的喜爱。这似乎是个反讽：尽管外在环境、观察者不断更替，作品却像百年神木一样，历经改朝换代，仍然吐芽常新。台湾也是个意识型态泛滥的地方，数十年来沈迷于东西文化、传统前卫、大陆台湾的议论，却忘了作品只会因本身而贵，而不会因为它是「反共」、「复兴中华文化」或「宏扬本土意识」等外在表相而具有价値。透过硏究萧氏作品，将有助于推敲作品本质与型式、内涵与时代背景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