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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兰倩丝卡的《琴缘一生》谈起

台湾古典音乐的听众极大多数是从听唱片开始的,然而「唱片」这个产品,虽然普及了古典音乐,却也往往误导了听众对音乐的认知与感受。史兰情丝卡三十多年来不肯进录音间录制唱片,是有她的信念与坚持的……

台湾古典音乐的听众极大多数是从听唱片开始的,然而「唱片」这个产品,虽然普及了古典音乐,却也往往误导了听众对音乐的认知与感受。史兰情丝卡三十多年来不肯进录音间录制唱片,是有她的信念与坚持的……

《琴缘一生》是钢琴家史兰倩丝卡(Ruth Slenczyska)女士一张新CD的名称。这个时代,出版一张CD算不了什么,稀奇的是她在拒绝录音三十多年之后,选择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日在台北演出后的现场录音,在台北发行。而这张CD却只是那一场音乐会的部分而已。

大师?没「听」过!

回想起当初史兰倩丝卡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前的「揷曲」仍然令我感慨莫名。诚如一九八〇年美国的《民主日报》News-Democrat中的一篇专访中所说:

「认不认识她端赖你在那个圈子,所有音乐圈的人士都认识她。在音乐界里,史兰倩丝卡女士是人尽皆知的。她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名音乐家,但却不那样做。这里有许多人只知道她是国内知名的钢琴家,却不知道她也名闻国际。」

早在一九六九年初到美国时,当时的钢琴老师就要我硏读一本史兰倩丝卡女士所写的《在指尖下的音乐》Music at your Fingertips。之后陆陆续续地知道她的生平、师承、与拉赫曼尼诺夫以及二十世纪初、中期传奇钢琴人物的关系,当然最令我著迷的是聆听她的演出。在美国前后十二年中,只要是音乐圈内的人,提起「史兰倩丝卡」很少有人不知道的,虽然她的名字很少在媒体上出现;她的唱片也只能在我纽约一位唱片收藏家的朋友陈卓惠(Harry Chin)的家中才能找得到。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史兰倩丝卡」却是个对音乐真诚、实实在在的音乐家。

「揷曲」是这样的:早在民国七十六年间,我就「风闻」史兰倩丝卡要来台湾演出的消息,可是却总是只风闻其声而不见其影。直到有一天,想促成其事的王老师吿诉我,她与「国家音乐厅」承办单位接触洽商时所遭遇到的挫折。承办单位的那位负责人硬是不肯将史兰倩丝卡的资料送到「评议委员会」,理由是「从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以及「她又不是霍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 1904-1989),又不是阿胥肯纳吉(Vladimir Ashkenazy, 1937-),干嘛要替她主办?」这种荒谬的理由,竟然会出自于承办全国最高音乐殿堂的「专业人员」之口,真使人难以置信。几经波折后,终于在「评议委员」强力推荐下,史兰倩丝卡才得以在民国七十七年三月七日在「国家音乐厅」演出,那场音乐会的观众多达九成,在演出完了以后,观众热情的掌声久久不竭。

然而演奏会后却出现两篇反应截然不同的「乐评」。一篇是由音乐爱好者出身的「乐评家」所写的评论,内容是说史兰倩丝卡的「琴艺」直如敲钢打铁,毫无「音乐」可言,结尾还斩钉断铁地说:

「听这场超技演奏会会有收获,只是爱乐者不可忘了:『琴技』不等于『琴艺』,『钢琴运动员』不等于『钢琴家』」。

另一篇则是由一位钢琴家所写的,除了有较令人信服也较中肯的评语外,还有一段发人深醒的话:

「难得的是,虽然史氏自四岁即登台演出,但她的艺术活力仍新鲜逼人,澎湃的激情独成一格,毫无一般职业演奏家的倦怠感。

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能在台北听到这么一位与众不同,在三千多场演奏会之后,仍能慷慨激昻的真正艺术家。」

自从民国七十七年到八十三年间,史兰倩丝卡前后来台湾演出四次,每次都有不错的「票房」表现。从「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两极化的评论,到现在台湾音乐媒体因为她的CD而几乎一面倒地在称赞她。这个转变实在耐人寻味。(虽然史兰倩丝卡本人可能根本不在意这种转变。)

每一场音乐会都是全新的演出

台湾古典音乐的听众极大多数是从听唱片开始的,然而「唱片」这个产品,虽然普及了古典音乐,却也往往误导了听众对音乐的认知与感受。史兰倩丝卡三十多年来不肯进录音间录制唱片,是有她的信念与坚持的。她曾说:

「除了灌录唱片,一个完全的钢琴家一定还要有音乐会,然而每一场音乐会对他来说都得像第一次演出般地用心,他得不断强迫自己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如速度的快慢)来诠释一部作品。即使是弹同一部钢琴,我也会在同一天里试著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弹奏一首作品。」

「唱片无法完全保留住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在一个封闭的狭小空间里是弹不出音乐的灵魂,因为那儿没有听众立即的互动与交流,听众的回响也是音乐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我是一个演奏家,我会依照各种不同状况调整自己的情绪;但是如果我弹奏的对象是一个懂音乐的人时,演出的效果会比平常还要精采……」

「我从不到处宣扬自己弹得有多棒。或许我这次可以弹得不错,但是下一回会有失常也说不定。每一场音乐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挑战,每一场音乐会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演出,我对于每一场音乐会演出都抱持同样的态度。」

这种认知与信念也是一些音乐大师,如富特范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 1886-1954)、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 1903-1988)、或杰利毕达克(Ser-giu Celibidache, 1912-1996)等人的坚持。无可否认的,一九七〇年代以来随著传播媒体的日益强势以及音乐唱片的日益商业化,改变了人们音乐生活的习性。许多未曾录音或很少录音的音乐家们,逐渐被人们淡忘,甚至被遗忘。富特范格勒、穆拉文斯基两人如果不是在生前还有一些演奏会的现场录音被唱片商以包装「商品」的方式流入「市场」,台湾的音乐爱好者大概没几个会知道他们。而杰利毕达克如果不是在生前的最后两年带领「慕尼黑交响乐团」来过台北,在台湾媒体上大大地出了一阵锋头,相信台湾的音乐爱好者对「杰利毕达克」这个名字,大部分也是了无概念。只是这些以音乐作为其表现生命意义,对音乐执著、对音乐忠诚的大师们,又有那几个会介意呢?

 

文字|张己任  东吴大学音乐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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