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者堆砌一些「顚覆」、「符号」时，是否了解自己真正想要质疑的对象、内容在哪里？我肯定评论者的善意，但既涉及「西方现代剧场美学」与「剧场的本土观」的辩证，就必须提出问题来探讨，否则，以后谈本土，就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势必模糊本土所要诉求的意涵。
「开店不惊人食，做戏不惊人看」，作一出戏，面对无数的观众，人多嘴杂，「全方位」的意见不断，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千金难买的美事。试想那么多人愿意为你对舞台的一些想法看得入神、感动或者生气、打瞌睡；看完之后，意犹未尽，还讲得有个「八」字，岂非生平最大乐事。
观众有权对所观赏的戏提出看法，大至戏剧结构小至一个小道具，一句台词，抒发己见，毫不犯法。剧评家发表剧评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职责，攸关国家文化命脉，一百个人可以发表九十九种看法。然而，评论是否中肯，「飮水」的戏剧创作者，是冷是暖点滴在心头。没来由的褒贬总会让作者感到乌鲁木齐，不知所措，有人说台湾的剧评不是写给创作者看，而是写给观众看的，似乎一点也不错，剧评写归写，被刺激到的好像也不是创作者。
P.C.正确仍不够，剧场美学标准何在？
近几年台湾的文化批评渐有起色，写剧评从主观感觉出发，想说就说，不太会有捧场式的评论，这是可喜的现象，只是目前剧评写得好的也常是创作者，不是编剧，就是导演，或者编导演一把抓，他们对剧场有一定的看法，也各有所好，不但把价値判断具体印证在戏剧创作上，也会用他们所熟悉、向往的剧场经验去衡量他人作品，并据以完成他们的评论。
台湾剧场走到今日，剧场美学标准何在？値得商榷与讨论。太多的人把台湾剧场存在的一些面象视为理所当然，有关台湾主体剧场美学观的建构，包括本土题材的起用，表演方法的尝试则意义不大，顶多只会用一句半称许半揶揄的「政治意识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就一个戏剧创作者──特别是希望台湾本土剧场也能在台湾现代剧场中占一席之地的人而言，单靠P.C.正确，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戏能不能做好，将来要如何修改。这方面需要观众，特别是剧评家的意见，也需要创作者的反省。
我这次为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编、导的《红旗、白旗、阿罩雾》引发不少讨论，除了「剧场界」人士从不同的立场引申他们的观点，还有一些艺文界人士与观众针对这出戏的题材、动机、史实、语言加以评论，这原是我所预期与盼望，尽管他们的评论有褒有贬，基本上我都很乐意看到，也很感谢他们的意见。
当然，看到「近年最重要的演出之一」的话会不免满心欢喜，自我「陶醉」一番，对某些剧评对剧本结构、人物造型与月琴手处理方式的讨论，尽管不尽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会反躬自省，甚至茅塞顿开，发现自己那时怎么那样笨。
但是我对一篇评论有些话要说。有一位剧场工作者撰文发表评论，一方面称赞《红》剧对历史「还原」的「可贵」贡献，「实在已是近年难得佳作」；但另方面却又指责这出戏的「历史盲点」在于「从属于强势的西方现代剧场美学之下，宛如在玻璃帷幕大厦中摆设的仿明家具；或是在TOYOA广吿中所出现如异国情调的九份风景，点出所谓『本土』已被怀旧化、神圣化所异化为『过去的时光』，区分出西方→现代，本土→不现代的二元刻板印象，使得《红》剧中的月琴杂念、车鼓阵头、进香峦轿与子弟戏、占卜，仅仅成为一种复古的符号，失去再基进的可能性与顚覆西方剧场结构的有力因素。」（见五月二十七日《自由时报》陈梅毛，<得之于历史的复活，失之于剧场的本土观>）这样的文字，似乎是长篇论述、分析之后才会有的结论，可是这篇文章批评差不多就这些意见，谁看得懂这段话在说什么？我甚至怀疑评论者堆砌一些「顚覆」、「符号」时，是否了解自己真正想要质疑的对象、内容在哪里？我肯定评论者的善意，但既涉及「西方现代剧场美学」与「剧场的本土观」的辩证，就必须提出问题来探讨，否则，以后谈本土，就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势必模糊本土所要诉求的意涵。
建立本土观的剧评文化
其实，何谓《红》剧是否具本土观，可以讨论，技术剧场（灯光、服装、舞台）部分是否妥善，也可以指正；剧中使用方言、迎妈祖、跳车鼓，说穿了没什么大学问，主要是「剧情需要」，当时民众的生活、娱乐层面在此，与整出戏的场景设计也脱离不了干系，每个剧作者都有自己的剧场方法，也有自己的剧场风格，我不会使用电子琴花车、吉他、飙舞这类符号来「顚覆」反映十九世纪台湾民众生活的戏剧，只会根据真实情境，把一些民俗、曲艺运用在戏剧之中，作为剧情的一部分。所以，出现在舞台上的迎神队伍、车鼓、月琴得不得当？有无效果？演员表演得如何？当然可以批评，但与它算不算「本土」有何关系？一出戏剧不是用车鼓、迎神就可有「本土观」，当然也不是使用这些元素就破坏「本土观」，《红》剧固然与近代台湾史有关，但不是一部舖陈台湾千百年历史的舞台剧，我不明白何以会产生「切换不出对剧场自身的历史认识」这样的大问题，也无法理解「本土」神圣性之所由生，及其所由灭？迷惑之余，只能佩服评论者丰富的联想力了。
据说，乌鲁木齐大道将是继凯达格兰大道之后，被台北市政府「正名」的第二条大路，代表外来文化对台北都会曾有的影响，与其所产生的症候群。它的地位适中，为台北市民到国家剧院、社教馆、国父纪念馆观看表演的必经之路。在乌齐木齐大道随时发表感言，有训练脑力兼舒解疲劳的功效。不过在做《红》剧的一阵忙乱之后，独自走在乌鲁木齐大道，回想近日众多的评论文字，欣喜与感激之余，还是觉得十分雾刹刹，似乎印证某位剧评家所谓台湾要发展现代剧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同样地，台湾要建立本土观的剧评文化，也真还有得期待！
文字｜邱坤良 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