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六年到现在十一年来，国外的演奏家与演出团体络绎不绝；留学欧美的音乐学生仍然有增无减地返国，而音乐的就职机会却越来越少；虽然小型合奏、小型乐团及个人独奏的音乐会不断的增加；专业的演奏水准也无可讳言地越来越见提升。然而，奇怪的却是参加演奏会的听众却似乎越来越少。
一九八六年，《联合报》曾经就台北十年后的展望作了一个专题，邀请各种不同领域的学者为十年后的台北做了一些「预测」。我也被邀忝为其中的作者之一，写了一篇标题为〈成为爱乐城之前景〉的文章。用「爱乐城」的角度来谈十年后的台北，在当时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国家戏剧院及音乐厅」即将在一九八七年开始启用。而这个讯息，表演艺术界的反应，可说是普遍充满了兴奋与期许。也可以说大多数人在当时都认为「国家戏剧院及音乐厅」的成立，可以关系到未来台北在国际表演艺术世界中的地位与角色。
「爱乐城」的期待与失望
在〈成为爱乐城之前景〉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这几年来，国内因「台北艺术季」、「国际艺术节」以及其他经纪团体引进了许多国际间出色的音乐演奏家在台北演出，虽然使得台北的爱乐者增广了不少视野，却也暴露出台北演奏场所的诸种问题。最严重的是缺少一座理想的「音乐厅」，以及现有演奏场所中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即将于明年（1987）落成启用的「国家戏剧院及音乐厅」，不仅成为台北爱乐者的希望，也关系著十年后台北在国际音乐世界中的地位与角色。一个音乐水准高超的城市，莫不皆具备高水准的音乐厅。一座音乐厅的好坏，虽然是一个地区能否成为音乐活动中心的先决条件，但一座音乐厅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却在于杰出的经营管理。……如果「国家戏剧院及音乐厅」的音响传声及营运管理都能杰出的话，那么十年以后的台北，必能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音乐艺术在东南亚的一大活动中心。……
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国家戏剧院及音乐厅」果然在众人的热烈期盼下，在一九八七年正式成立启用。而启用以后，「国家戏剧院及音乐厅」的富丽堂皇也的确吸引了许多国外媒体及表演艺术团体的眼光。然而，十年来却也风波不断，争议及被人垢病最多的，不幸的是「营运管理」。此外，表演艺术界仍然深感表演场所不足，看来在一九九七年的今天，台北要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音乐艺术在东南亚的一大活动中心的期许，势必要再等一些时候了！
在〈成为爱乐城之前景〉中另一段写著：
过去十年来，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奇迹」，不仅使得台北的音乐活动增加，一般人也因为国外许多高水准的演奏家及演奏团体的到来，而增广了见闻，对音乐及音乐演奏家的鉴赏力也因此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留学欧美的音乐学生回国服务人数增加，而直接影响了国内音乐产业的水准。这一两年来，台北音乐科系及音乐团体的就业情况虽然已呈现出几近饱和的现象，但音乐留学生回国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如果这种情势不变，十年后，不仅台北爱乐者的质与量都将会有更高一层的提升；台湾全省各地的一般音乐水准也将呈现出另一番气象……
看了这一段，心中忍不住地一番振动。不错，从一九八六年到现在十一年来，国外的演奏家与演出团体络绎不绝；留学欧美的音乐学生仍然有增无减地返国，而音乐的就职机会却越来越少；虽然小型合奏、小型乐团及个人独奏的音乐会不断的增加；专业的演奏水准也无可讳言地越来越见提升。然而，奇怪的却是参加演奏会的听众却似乎越来越少。媒体对音乐「关爱的眼神」也似乎逐渐消逝。我们的社会似乎并没有善用那些大批自海外学成归国的专业人材，却让他们暴殄天物似地在各个角落「流浪飘泊」。台湾全省各地的一般音乐水准似乎还看不到「提升」，却的确呈现出「另一番气象」。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联合实验管弦乐团」成立的酒会中，前「法国科技文教中心」主任戴文治有一篇感人至深的致词，大意是：「贵国有许多很好的作曲家与音乐作品，但是贵国的乐团与演奏家似乎都忽略了他们。不知道是不愿，还是不知道应该演奏自己同胞的作品。我认为一个属于国家的乐团，是应该负起演奏与推广本国作品的责任的。我们法国的乐团都必须演奏现代法国人的作品。」十一年来，戴文治的话仍言犹在耳，我们的乐团与演奏家们依然故我。本国作曲家的作品仍然在演奏会曲目中难得一见。
音乐，只有技术没有思考？
也是在一九八六年间，任教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风琴家、音乐学家蔡司博士（Dr. Robert Chase）曾与我谈到当时台湾音乐教育的一般情况。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你们的音乐教育，过份注重演奏技术的培养，却忽略了学生对音乐整体的认识与了解，而几乎不知『音乐思维』（musical thinking）为何物。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把纸上的『音符』『再现』成为声音，就是『音乐』；殊不知『音符』必须经过『音乐思维』以后的『再现』，才能使那些音符成为有意义、有生命的『音乐』！……还有，你们对音乐学术性的硏究，也似乎太漠视了些！」
十一年来，由于许多留学生的回国，「音乐思维」已经不再是个陌生的观念。祗是在音乐教育中，不可讳言的是「音乐思维」仍然是缺乏的。我们的音乐硏究，近年来虽然确实有所长进，但显然蔡司博士十一年前对台湾音乐教育的批评以及对台湾音乐硏究的观察，仍然可以使我们深思。
十年来，我们的音乐环境、音乐教育，一般音乐水准到底「长进」了多少？如果真有所差异，个人十年前的印象，以及两位外国朋友十年前对台湾音乐界的一些观察，为什么似乎仍然适用于现在？
文字｜张己任 东吴大学音乐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