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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歌子戏团的《钦差大臣》(1997)。河洛擅长以嘲弄反讽的「官场戏」,批判表露社会乱象与人生百态。(白水 摄)
特别企画 Feature 特别企画/耳目艺新2000/传统戏曲新趋势/歌仔戏

「解构与重整」的新纪元

打造歌仔戏的希望工程

歌仔戏一向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百年来已经吸纳了许多其他表演艺术的养分;而不同历史阶段的歌仔戏表演形态,又相继在九〇年代复苏聚合,相互影响之下,对歌仔戏的整体剧艺发展,造成更加复杂多重的震荡。这种震荡的现象,在重组歌仔戏的不同艺术元素之际,是否也有可能融合出独特的歌仔戏艺术语言?

歌仔戏一向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百年来已经吸纳了许多其他表演艺术的养分;而不同历史阶段的歌仔戏表演形态,又相继在九〇年代复苏聚合,相互影响之下,对歌仔戏的整体剧艺发展,造成更加复杂多重的震荡。这种震荡的现象,在重组歌仔戏的不同艺术元素之际,是否也有可能融合出独特的歌仔戏艺术语言?

驻足于新纪元的肇始,综观台湾歌仔戏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从随处做场的本地歌仔,走向丝瓜架的庙会野台,继而登堂入室迈向内台戏院,在众多剧种的涵养下蔚然成长;并依随著时代社会的趋势潮流,与大众传播媒体接轨联姻,或借助广播电台的空中传声,或透过电影拍摄在银幕传情,或经由电视播映的镜头流转,体现出不同于舞台演出的艺术形式;更进而结合现代剧场的技术设备,开启了歌仔戏另类的舞台新页,以及与新兴艺术产生对话连结。

审视歌仔戏这些不同类型的演出形态,不仅展现出各自的总体风格与艺术特质,也始终以坚韧的生命力与宽广的包容性,见证了台湾政经社会文化变迁的多元风貌。是以,歌仔戏也自原先根植于庶民生活,与庙会节庆紧密结合,具有著娱神娱人功能的「民俗文化」特质,演变出走入商业剧场演出,因应市场需求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性格;进而又分化成为倚靠大众传播媒体的生产传销,以追求商品利润为前提的「文化工业」产品;近来则依随著特定族群的聚合,呈现出追求共同审美观念的「品味文化」过渡。

这些多重的「文化属性」,意味著歌仔戏在幕起幕落的历史洪流中,在潮来潮往的时代思潮里,自有其应变改革与调适自我的生存之道。这可能要归因于歌仔戏所背负的「传统」包袱并不沈重,以锦歌车鼓等民间歌舞曲艺为根基,再吸收涵养其他地方剧种,所逐渐演化的大戏剧形式并未完全定型。所以反倒具有著辽阔无垠的空间,可以让歌仔戏随时采借挪移各种手法,或者是秉持传统追求于「剧艺品质」,或者是创新转型靠拢于「市场经济」。而这不同的价値取向,支撑掌控了歌仔戏百年来的演出风貌,而且将会持续地在新世纪中被关注讨论。

九〇年代歌仔戏的「还原与蜕变」

是以,要寻索歌仔戏在新世纪的艺术座标时,或者可以管窥「世纪之交」九〇年代歌仔戏的发展样貌。大体而言,九〇年代的歌仔戏剧坛,呈现著「还原与蜕变」的局面,几乎不同历史阶段的歌仔戏表演形态,都在此时复苏重生或是汇聚统合。如向来被认为是歌仔戏原始基型的「宜兰老歌仔」(即「本地歌仔」),在重视鄕土文化的呼吁下,以其特有的「原鄕」色彩,为当地学校社团如「宜兰高商歌仔戏社」,或县立扶植剧团如「兰阳歌剧团」,或文化中心辅导成立的三圣宫「壮三新凉乐团」所硏习薪传。因此,改变了往昔业余班社的组织形态,也转换了男性子弟的演出身分,更脱离了庙埕鄕野的演出场所,这也使得在表演形态上,虽然仍保留著「吟歌唱念」与「踏摇歌舞」的丑扮小戏特质,但却渗透出由女性扮饰的「阴柔文雅」艺术风格来。当然,这其中牵涉到太多无法抗拒的时代因素,但是如果「宜兰老歌仔戏」要被定位为所谓的「动态的文化标本」,那么必须固守坚持的原则,以及可以被允许改良调整的范围,应该是在新世纪中得更进一步厘析把握的。

至于目前仍是歌仔戏演出主力的「野台歌仔戏」,虽然受到经济不景气,以及其他表演艺术瓜分市场的影响,而使得依属于庙会神诞的演出机会渐减,或者必须兼营其他「副业」如康乐队或丧葬阵头,才能维系剧团的运作与生存;但在发扬本土艺术文化的声浪下,各种「公演式」的艺文演出活动增加,为野台歌仔戏开创了崭新的「戏路」,也使得演出规模与表演内容有所因应调整。由于原先庙会野台歌仔戏的搬演,除了扮仙戏几已成为「定式」外,大抵仍是保留著「做活戏」的方式:演员凭借著腹内积累的功底,组合基本的情节程式、口白套语与脚步手路,就能够随剧目需求与观众反应,转化程式发挥自由即兴的艺术风格。通常白天演出的古册戏,因为有历史演义的依据,所以在情节内容与唱念做表上较为传统规范;而晚上演出的胡撇歌仔戏,保留了许多「内台歌仔戏」的表演剧目与演出形态,以「奇情武侠爱情伦理悲喜剧」的路线为主轴,集结拼贴出了各种时兴的流行资讯,使得演出风格充满了「后现代」感,而这也是野台歌仔戏炫惑迷人的艺术魅力所在。虽然历来有太多对于野台歌仔戏「质变」的批判,但却未能真正解读出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符码,这或许是在新世纪中値得被挖掘探索的重点。尤其是目下许多剧团与剧目都呈现出「活戏死演」的搬演趋势,这意味著野台歌仔戏「俗搁有力」的艺术特色正在逐渐衰竭中。

「媒体」歌仔戏的重生契机

传播科技的发达带来了各式的大众娱乐,「媒体」歌仔戏也都曾各自拥有过辉煌灿烂的岁月。虽然九〇年代的媒体歌仔戏显得较为「弱势」,但随著九三年「有线电视法」的通过,却萌发出重生蜕变的崭新契机。如「广播歌仔戏」除在少数的广播电台,以「文化教育」的性质演唱歌仔戏曲调外,也在有线电视频道再现「卖药团」的念歌仔表演;而「电影歌仔戏」虽然已被时代潮流所淘汰,但以纪录片方式所拍摄的《消失的王国─拱乐社》,却意外地唤起了大家对于电影歌仔戏的记忆,且又在公共电视中观赏到过去部分影片的影像;至于生存时限最为长久的「电视歌仔戏」,是启蒙许多人对歌仔戏接触认知的起点,以「名角领衔」组团演出的模式,长久以来为三台不成文的定规。透过摄影棚搭景或户外作业的录制方式,结合了电视技术的运用,遵循著影视蒙太奇的敍述语言,普遍有著「唱腔减少」与「身段简化」的现象。尤其是新崛起于有线电视台的「综艺型」电视歌仔戏如「笑魁歌仔戏」与「庙口歌仔戏」,电视化的程度更为严重,趋近于「台语古装爆笑剧」的搬演形式,几乎跳脱了戏曲的艺术本体,倾向于写实性与生活化的表演语汇;而且其「顚覆重整」了演员的组织生态,有来自三台或野台的专业演员,也有客串性质的业余票友,以及专司诙谐搞笑的综艺演员等,在市场挂帅与广吿效益的主导下,以提供「世俗性」的休闲娱乐为制作方针,但却引爆了各界对于其悖离歌仔戏本体的讨伐声浪。

「现代剧场歌仔戏」著重于剧艺品质的「精致化」与「文人化」

相形之下兴起于八〇年代,结合了现代舞台剧场技术与设备的「现代剧场歌仔戏」,则更著重于剧艺品质的「精致化」与「文人化」。借由专业分工的「任务编组」制作模式,搭配企业行销的文宣包装,形塑剧团特有的风格定位,以争取进驻现代剧场的演出权。如「明华园歌剧团」承袭内台的机关布景与声光特效,以「金光戏」的表演风格独树一帜;「河洛歌子戏团」擅长以嘲弄反讽的「官场戏」,批判表露社会乱象与人生百态;「台湾歌仔戏班」组合了各界与彼岸的专业人才,坚持著「实验性」的创作理念;「黄香莲歌仔戏团」综合了电视与舞台的制作手法,在剧艺中流露出「京剧化」的风格走向等,大抵都以剧团长期积累的「品牌形象」,成为剧场歌仔戏演出的主力军。而这种「资源集中」的占据局面,在九〇年代萌发出新的生机,有些野台戏班如「陈美云歌剧团」尝试转型,有些新兴剧团如「尙和歌仔戏剧团」积极打拼,这都使得剧作的演出「质量」大幅地超越了八〇年代,无论在剧作数量的成长,剧本题材的开拓,思想内涵的深化,导演职能的发挥,艺术手法的构思,唱腔比重的增加,乐团编制的扩大,舞台设计的突破,演员功力的锻炼等面向,都朝著现代化与多元化的舞台风貌在开展。特别是如《钦差大臣》(河洛)、《圣剑平冤》(洪秀玉歌仔戏团)与《梨园天神》(唐美云歌仔戏团)等西方经典的改编制作,以及《黑姑娘》(薪传歌剧团)、《乌龙窟》(薪传)、《八仙屠龙记》(复兴剧校歌仔戏科)与《戏弄传奇》(河洛)等儿童剧作的量身定作,都可能会延续为新世纪歌仔戏的创作潮流。

交叉运行的演出形态相互孳乳的艺术特性

就整体而言,九〇年代的歌仔戏展现了「新旧遇合」的演出现象,如本地歌仔融入了野台歌仔戏的服饰妆扮,公演式的野台歌仔戏套用了剧场歌仔戏的制作模式,广播歌仔戏与电影歌仔戏还魂于电视萤光幕前,综艺型的电视歌仔戏发挥了野台歌仔戏的即兴特色,又企图融入剧场歌仔戏的制作理念;剧场歌仔戏或继承了内台歌仔戏的艺术特色,又汲取了电视综艺与京剧程式的涵养等。这些交叉运行的演出形态,相互孳乳的艺术特性,打破了歌仔戏的传统生态与表演艺术,在经过「还原拼贴」的变化组合后,萌发出「蜕变再生」的信息能量。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歌仔戏将会迈入「解构与重整」的新纪元,各种表演形态都可能会在继承传统的常规上,又蜕变创新出新型的演艺风貌。或者是由于「演出场域」的改变,如从野台进入电视,由镜框式舞台拓展为三面式舞台等,不同的演剧空间,都关涉著戏出演出规模与表演手法的筛选;「观众层面」也会因演出场合而有所区隔,如官方举办的艺文活动,宗教庙台的娱神演出,传播公司的电视播映等,不同的观众族群必然具有不同的观剧品味。是以各剧团的「组织编制」也得因时因地而制宜,并且在「制作方针」评估考量,或以「剧艺品质」为诉求,或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等。

歌仔戏未来发展的「危机」与「生机」

而这也连带地引发了对歌仔戏艺术评赏观点的辩证,如果以艺术本体的「歌仔」作为衡量的尺度,则剧作演出中唱段组织的多寡、唱腔类型的多样化、演员歌仔韵的好坏等,就成为对歌仔戏「传统正宗」的评赏原则;然而若是就「商业剧场」的观众票房为出发点,则奇情复杂的故事剧情、时代流行的歌曲唱腔、大型华丽的机关变景、亮丽纷杂的行头妆扮等,反倒更能掳获观众的脾胃。因此从内台歌仔戏到野台的胡撇仔戏,以及综艺化的电视歌仔戏等类型,基本上都倾向于迎合商业卖点,掺杂了各种「新剧」与「电视剧」的表现方式,而缩减了歌仔戏原有的唱腔身段,以致于被贴上「非正统」的歌仔戏标签。是以「传统/商业」延伸出不同的欣赏视角,而其各自有生发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生态,正是解读歌仔戏发展历史的重要符码。

因此,在面对新世纪歌仔戏更多元「混血」的剧艺风貌时,应该透过更全面客观的视野,去赏玩其吊诡多变的艺术美学。由于歌仔戏原本就是广纳了各种地方剧种的养分才逐渐茁壮的,是以随著时代社会的脉动开放,歌仔戏更开展了与其他剧种对话的空间。如两岸文化艺术的开放交流,引进了「芗剧」的音乐设计理念,使得如由漳州作曲家所设计的《李娃传》(台湾歌仔戏班)与《燕云十六州》(明华园)等音乐唱腔,继早期「都马班」来台后所带来影响后,再度地对歌仔戏的编腔作曲产生发酵作用;而移植改编自各大陆剧种的剧目文本,如《五女拜寿》(薪传)、《秋风辞》(河洛)与《凌波仙子》(复兴剧校歌仔戏科)等,则改变了歌仔戏方变音韵的趣味美感,以及字汇语词的地域特性;至于借重其他剧种或领域的编导人才,则为歌仔戏涂抹上各式的剧艺色彩,而散发出迥异于民间熟悉的鄕土草根风味。这些创作理念上的碰撞与变革,对于歌仔戏而言是「生机」也是「危机」,因为经由各种艺术层面的借鉴与涵养,提升了歌仔戏的表演艺术,展现出更精致化与现代化的艺术质感;但是相对地也使得歌仔戏的剧种「个性」逐渐地流失转移,除了在部分唱腔中还存留著「歌仔」的余韵外,几乎是「移形换神」地转变了歌仔戏的生活气质。是以歌仔戏在进行跨剧种的嫁接时,对於戏曲个性与共性的掌握,将是歌仔戏迈向新纪元门槛时的重大考验与挑战。

结合其他的艺术领域与传播媒体

同时,新世纪的歌仔戏还会持续地与其他艺术领域接轨,或以解构歌仔戏艺术元素的抽离方式,如往昔的《七字调七十二变》(兰阳戏剧团)、《「吟诗作对」歌仔调》(市立国乐团)等音乐会,就是以歌仔作为音乐会的主题;或者化身成为现代的音乐作品,以摇滚乐、交响乐与钢琴曲等方式来展现;也可以与其他艺术门类结合,如「相声瓦舍」演出《哈戏族》中歌仔戏的段子,《戏蚂蚁》(兰陵剧坊)、「金枝演社」的《春天的花蕊》与《胡撇仔戏─台湾女侠白小兰》等现代小剧场的搬演,都是从歌仔戏中撷取素材与吸收养分所创发的。这种兼具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手法,展现出既古典又前卫的风姿,也许会成为新世纪的新兴潮流趋势。

而「大众传媒」与「资讯网路」,也是歌仔戏展现世纪风华的新据点。往昔歌仔戏曾用不同媒体作为表演的「载体」,或借由媒体来发挥文宣包装的传播功能。然而当媒体更强势地主宰生活时,歌仔戏会尝试结合现代科技,制作出各种类型与功能的影音资料:或拍摄舞台演出实况,或录制薪传教学剧目,导览历史演进风貌等,提供给不同的传播媒体播放使用,挣脱了观赏演出在时空与场地方面的局限;而资讯网际网路的发烧,更成为剧团与观众间串连的最佳管道,无论是剧团介绍、艺人经历、戏路资讯、活动剪影、硏究论述、观剧心得等与歌仔戏相关的话题,都可借由网站的架设与网友的组织进行互动交流,成为评价或影响歌仔戏表演艺术的重要沟通管道。

国家歌仔戏团的成立需经审愼评估与规划

在歌仔戏走过自力更生的百年岁月后,政府有了设置国家歌仔戏剧团的意图,此一政策的宣布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与强烈的争议。如果就剧种的「代表性」而言,歌仔戏的确是由台湾本土所孕育成长的剧种,最能够展现台湾的风土人情与契合本土的人文内涵,也拥有为数较多的观众人口与不同的市场需求。因此,若能借由国家剧团的设置,整合各方资源并统整现有人力,使其能够在剧艺上专心谋求精进,丰厚深化自我的艺术生命,而能够真正地成为台湾艺术文化的表征,以跃登国际舞台推动文化外交,其实倒也有其正面的意义与价値;然而,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成立一个「体制严谨规模完整」的国家级剧团,如艺文资源的挹注与分配,营运管理的目标与宗旨,剧团组织的结构与编制,剧艺风格的把关与定位,演艺人员的来源与遴选等课题,都攸关著公营剧团存续成败的命运关键。因此,国家剧团的成立势必需要经过审愼的评估与缜密的规划,方能勾勒出具有前瞻性与发展性的周延蓝图来,绝不可为了平衡政策而任意地草率决定。尤其是国立歌仔戏团成立后,对于民间戏曲生态的冲击与影响,诸如是否会产生与民争利的尴尬,或其他未受保护的剧种该如何谋求生路等问题,都是不能坐视轻忽的考量层面。所以摒弃情绪性的鞭挞怒吼,让我们用客观冷静的理智思考,为歌仔戏打造新世纪的希望工程吧!

 

文字|蔡欣欣  政大中文系副教授、财团法人廖琼枝歌仔戏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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