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冠给库德头衔不嫌少。吉他手、电影配乐作者、摇滚／民谣歌者、蓝调乐人、制作人……。早年他额束发带，领口敞开的「吉他王子」样，到电影配乐的绮丽云雾，到「世界音乐制作人」的新职衔……对库德来说，他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弹吉他或与人对弹。
九八年春天，往阿姆斯特丹路上，仍质疑著库德（Ry Cooder）在这些古巴老乐人中的位置。直到卡列剧院被掌声、踏步声震碎的〝BVSC〞夜（注1），见到库德与儿子华卿（Joachim Cooder）老鼠般滑进滑出舞台的背景。库德安静地坐在古巴乐人的背后，低著头，拨弄吉他……。对于库德才多了一份崇敬。总以为他也是那般霸道的西方制作人，在他人文化中掘宝，涂饰在自己的身上。
正当西方乐评回顾摇滚乐八〇年代末支撑起的另一种、无法以一词概括乐风的「世界音乐」十年史，祭出的白人音乐鼻祖，除了主流的彼特．盖博尔（Peter Gabriel）及保罗．赛门（Paul Simon）外，就是库德。而库德是唯一被乐评以满篇词句扬颂的一位。但库德不以此为傲，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世界音乐制作人」，他对美国以外的音乐文化的兴趣也非始于八〇年代。早在「世界音乐」一词在音乐市场成形前，七〇年代的库德就与琉球、夏威夷、墨西哥乐人合作。只是那时没人在乎哪里是琉球。也就是说，库德始终如一；不过到了九〇年代，那样的跨地域合作，却足以拿大奖。（注2）
西方有乐评那么说：库德跟赛门最大的不同是，库德把荣耀归于合作的乐人，而赛门没有。虽然赛门对乐人也很好，不吝啬酬劳，但你却只能在唱片的一个小角落找到合作乐人的名字……。想想Ladysmith Black Mambazo的专辑与赛门的Graceland有没有很大的差异？库德不是伟人，但我服他敢说：「他们（指古巴乐人）不需要我，就已是最好的了。我只是喜欢参与他们……」
九九年春天。我如愿到了古巴，如愿见证了革命后四十年的古巴，如愿见到库德从未保留地称颂的古巴老乐人，如愿参加了温德斯电影的首映，如愿与库德碰面，证实他是个値得尊敬的乐人。虽然库德总说自己不擅言辞，但因为他直率，不婉转的辞句，总能把古巴、越南的乐人故事，说得简单，说得好听。
哈瓦那Hotel Nacional里，身形宽硕的库德，套上松垮的夏威夷衫，瘫在于他过窄的藤椅上，认真地翻弄我送给他自己的制作，专注地听我解释音乐的由来。我明白，因为他对音乐，以及音乐背后的人从未减少的热诚，才能做出好的音乐。访问才开始，库德怕我手酸，很快地从我手中抓过麦克风。读过一篇称他为Mr. Grumpy（暴燥先生）的英国评论，文中提及《记忆哈瓦那》录完后，库德特地提醒英国唱片公司的执行制作尼克（Nick Gold），只需将他的名字列入乐手之列，不要在专辑封面出现他的名字，尽量将荣誉留给古巴乐人……。
在古巴革命四十年的欢贺尾声，我才终于将库德的访问忠实地整理成文字：
有「艺」乐人，与众不同
在你到古巴之前，你对这些古巴乐人有怎样的期待？
没有特别期待什么，只想试著做些串连。这样的音乐在过去，已有许多好的录音留下，所以，没有再创新机的可能，只是借此跟老乐人相聚，希望有好的乐声能出现，听听他们的声音。这些乐人已老，要找到他们不易，录专辑不过是一个让大伙聚在一块的好借口。当然，如果你说，我来拜访伊布拉印（Ibrahim Ferrer）或孔拜（Compay Segundo），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你说，我们来录音，弄个计划，试著做些什么，乐人多少能明白那样事情的本质，同时他们也很习惯那样的念头。虽然这些老乐人中有些多年未有演出，但他们仍淸楚，「你录专辑，我来参与」，那是一个明白的开始，然后便能很快地进入正轨，好的乐声渐而产生。
正如我先前所说，这些乐人在这里早已留有许多美好的录音，我只需想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乐人组合，整合在一起，做些什么。因为，就风格上而言，鲁本．贡札雷兹（Ruben Gonzalez）不会跟孔拜一起演出，他们也从未一起演出过，因为古巴向来有风格上的分野。专辑中的艾力亚德（Elia des Ochoa）过去也不会跟卡巧（Cach aito）一起，因此，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目前仍活著的，为数不多的老乐人，聚在一起，看看能做些什么。
作为专辑的制作人，那是否是最困难的部分？
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他们太好了，你只需要等著听就行了。他们会千万首歌，你只需选出其中一些。我听过其中的一些歌曲，有些则完全没听过，所以，我静心地等。偶尔，我也会提议我知道的古巴歌谣，他们会说：「不要，我们不太喜欢那首……。」好，没关系，下一首……下一首，他们会说：「这首好，我们来玩这首。」
他们会以某个版本做演出方向的指标，彼此也会起争执，「不是那样，是这样……」，古巴人素好争执，他们凡事均争，但因为孔拜是最年长的一位，最受尊敬，因此当他说：「Incorrecto！（西语：不正确之意，库德模仿孔拜低沉的声音），你们得这么做！」，没得争了，「我知道怎么做才对。」……他是年纪最长的大师，也是能使专辑变得不同的人，他有那样的知识使一切变得与众不同；否则，像这样一张民乐风格的专辑，可以是单调，听来无趣的。就算好听，又如何。所以我们需要大师，让这张专辑听来不同，因为他们有「艺」，而一般乐人多数没有，所以他们显得不同。不难，也不易，当那么多才情高的乐人同聚一室，你不能失败，我猜……，但也有可能失败，不过我们没有。谢天谢地。
但你有想过专辑会如此成功吗？
从没想过。做完一张专辑，告诉自己，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整个过程美好，希望大家能有缘再聚，等等……。专辑一发行，突然间，事情发生了，大家喜欢它，专辑非常成功，相对地，这样的乐风也受到喜爱，出人意料，没人预到会有这样的成功。虽然，我已见识到全世界的古巴热，那或多或少也促成专辑的成功，不全然是专辑本身……专辑这么多，这张跟那张有多大不同，并非那么显见；媒体先对古巴产生兴趣，然后专辑才有机会接触到较大的群众，因为有更多人循著媒体的报导知道古巴。
是否能比较这张专辑的制作与之前Talking Timbuktu及A Meeting by the River两张制作，在经验上的差异？
非常不同。那两张是二重奏的专辑，我分别跟巴特（V. M. Bhatt）、阿里法可（Ali Farka Toure）只是坐下来弹奏，基本上，是弹奏他们的作品，两张都是很类似的作法：但跟一群乐人共处一室则不同，当你有一屋子的乐人，有各样的想法、能量与才华，巨大的，像个军队。如果只有两个人，比较……（思考了一下），阿里法可有自己写的歌，然后我们一起演奏，巴特有他想要弹的旋律，我们一起玩，一首接一首，规模很小；一屋子乐人凑在一起，就完全不同了，很刺激。
我得说，你心理明白能做些不同的东西，或更多不同的东西，某些方向更有趣的东西，因为素材更多。加上，我们是在古巴，不似先前两张专辑，我人不在非洲，也不在印度，只是在某处某个录音室录音。但这张专辑，我们在古巴，我们在这音乐的土地上，我们在这些乐人的地方，这里的录音室很有历史，许多古巴专辑在那灌录，所以更真实。非常不同的经验，两者都好。
你是否会认为，这张专辑若不是由你担纲制作，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不晓得。下一个人会做不同的事。不论谁做，都应该懂得如何将此事做好。做这样的工作，我有些经验，我从事制作已久，淸楚如何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能走进录音室里，劈头就说：「嘿！我们来录张漂亮的专辑吧。」你不能那么做，得要有一定的常识来做这事。今天，有很多人从美国、法国、各处来古巴，每个人都想制作古巴专辑，所以，突然之间古巴变得非常热闹，我们也期待他人的作品，他们会做出不同的东西。
在阿姆斯特丹演唱会，我注意到……
（惊讶）你在场吗？
是啊！
啊……！
我注意到你试图将自己藏在乐团的背后……
没错。我喜欢坐在后面，那是个合宜的位置。
所以我猜想，你必定有自己的一套制作哲理或道德，尤其当你跟来自不同文化的乐人合作时……
是的。尤其是跟这样的一群乐人合作，大师级、受人敬重的乐人，你能做的只是去呈现他们，而非主导一切。他们不需要我，就已是最好的了，但我喜欢参与他们，我喜欢跟我儿子坐在乐团的背后，参与节奏，那是最好的位置，听到很棒的乐声，我们傍著鼓手，前面则是一排独奏者，那是能为他们做点事的最合宜的方式。无论如何，对我而言那是正确的态度。
音乐超离政治、语言、刻板宣传
整个制作计划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一定有些什么困难。
面对媒体的访问最困难，因为，做音乐时不需要太多语言，只要去做就行了，乐人玩他们的音乐，各尽其责。但当他们（媒体）问很多的问题时，你想了又想，然后得编出一些话来说，跟做音乐完全不同的经验，那不是我所擅长。我想，我做唱片，那是我个人小小的领域，就像有人拍电影，有人写文章，但因为这张专辑有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人们便开始好奇。还好，我乐于见到世界对这块土地上显现的兴趣，因为这里长久被遣忘，被忽视，那不是件好事，我们希望人人能了解他们（古巴人）的生活，我想，那很重要，特别是世界上仍有那么多人对古巴持有敌意，但不是每个人，也不是我，而是一些国家或政府。这些报导应有益于让古巴人呈现他们真实的一面，看见他们，你怎么还可能怕他们。
你初次跟这些古巴乐人在录音室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时，是怎样的情况？
在录音室与这些人碰面，彼此明白个人的职份。乐人大都近似，他们倾向相同，所以他们也都淸楚在录音室里做什么。我们坐下，各自拿出自己……的乐器演奏，很快地进入状况。有些时候，跟某些人在一起，也可能碰撞不出火花，无法产生默契，我也遇过不少那样的状况。当然，也因为古巴人很大方，他们乐于与人分享他们所有，那很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大方，如果他们很封闭，便不得其门而入，什么也做不出来，想都别想，我有过那样反面的经验。
通常属于好的经验，是欣然接受，乐于分享，痛快地一起做些什么。我正与一位河内的乐人共同录制专辑，他就是那样的人，那些（古巴）老乐人亦是如此，或者，（美国）政府曾仇视古巴，他们必定也在记恨，其实不然。音乐的另一个优势是，迅速地反映我先前所说的良好关系，因为音乐在某种程度上超离政治、超离语言、超离刻板宣传，所以较容易掌握，我不愿做政客，对我来说，那是很难，超难的工作，诡异的工作。音乐，我了解，是容易得多的事。
你是否到过乐人家中拜访他们？
有的。不过，我得说明，在这里工作，我们非常努力，工作时间很长，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必须很有效率地工作，不停不停地工作，因为你不能说：「我们赶快把专辑录好。」必须深入，像掘一口井一样，往下挖，往下挖，往下挖，水在地底的某处，那需要时间。
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在乐人的家中度过，现在，我们都成为朋友了，彼此了解。大家都对我儿子非常好，像现在，他正要往一位乐人家学崩歌鼓（bongo），他们教他更多技巧，很美的事。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人生经验，他还年轻，跟这些乐人在一起学习很重要，像一所学校，一所好学校。（待续）
注：
1.BVSC指的是Buena Vista Social Club。原为革命前哈瓦那市郊的一个会员制俱乐部。库德在一九九六年至古巴与古巴四代老乐人合录专辑，专辑以哈瓦那二〇──五〇年代的经典颂乐为主要曲风，为纪念哈瓦那音乐的黄金年代，专辑以及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为名。一九九七年专辑做全世界发行，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一九九八年，二十几位参与专辑录音的原班老乐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卡列剧院，做全世界唯一全员到齐的两场演出。
2.库德参与制作的A Meeting by the River及Talking Timbuktu，分别得到两届的葛莱美世界音乐奖。Buena Vista Social Club则得到九八年的葛莱美拉美音乐奖。
文字｜钟适芳 音乐制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