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在去看《星之暗涌》的路上，到安那其之路，那条路上的景物竟已有些模糊难辨了。荒烟蔓草，野萤乱飞，在每一个剧场作者梦寐以求的巨大而空旷的水泥厂房中，我仿佛却已经迷失了回去到那里的路了。
现在，我该怎么来述说呢，看《星之暗涌》的那个夜晚，以及──一旦述及那个夜晚，必然要述说的年代，当我们生命中的安那其时代距离我们其实已经有些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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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一生之中，若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曾经是一个「安那其分子」──用我的一位朋友ㄎ的话来说──一个「脑子里装满炸弹、整天喊著『人民大革命万岁』的年轻人」，较之于一个「终生的共产党员」或「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毋宁是更为幸福的吧。五月的一个晚上，在往华山艺术特区乌梅酒厂看《星之暗涌2000》的路上，我这样想著。
毕竟，做为一个「安那其分子」，怎么样也无法像「美发师」、「科学研究员」或「图书馆员」那样，可以称为一种一生的艺业吧。较之于世界里必然存在的「永远的无政府主义者」，八〇年代后半我们在河左岸和其他类似的小剧场团体与读书会中所沾染了一身的「安那其」调子，现在回想起来，大约只能称为一种暂时的状态；一种著迷，一种有关于生命情境的另类想像。尽管我们也曾做著那样的梦想，譬如，一个终生的反抗者，一个终生的小剧场人，一个永远的安那其。
所谓的「终生的什么什么人」，对于我的同代人，我们这些生于六〇年代、长于七〇年代，又在八〇年代里接受著类似的思想启蒙与政治撞击的某一撮人而言，当时岂有足够的生命经验能以体会得出「终生」里时间的长度与此长度的真正意义呢？以至于不久之后的九〇年代，我们终于要在剧烈的世代转换之中，面临更为尖锐的自我与身分检证，以及古典的「终生」意涵的虚无与崩解，包括一种终生的小剧场生活的失落，在一种陌生的「滑落」之中──借用一位我所熟知的小剧场导演一九九五年的用语──匆匆抵达公元第二千年。
至于那一度的「安那其」时光──我们，与我们八〇年代后半在小剧场里的时光，只不过是有一点点像是，像是《星之暗涌》，像是一度缠绕在我们台湾史阅读上方、历史稀薄的二〇年代里，另一种调性的「黑色」旅程──在九〇年代与其他更新年代的「黎明」来临之时，黑暗天空中的「虚微散布的星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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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在和平东路一座目前已不存在的茶艺馆「台北尊严」有很多个窗户的二楼里，观看《星之暗涌：安那其的，二〇年代台北的数个夜晚》，忽忽已有九年了。
那一年的《星之暗涌》，做为一个八〇年代后半十分具有表演力的团体一系列「面对台湾史」创作的某一种原型或序篇，衔接在一九八八年的上一个演出《无座标岛屿》之后，将原先也许并不是不存在、却仍附属于前期作品所倚赖取材的原著文本中的某种人物意象，以一种更具体、更独立的角色属性，安放在一群世纪初年的武装抗日分子身上。这样的一种独立过程──从一种剧场里的小说阅读转移到历史论述的过程──之于河左岸的演出目录，之于我自己的阅读情感，恍然也有一种独特的隐喻意味了。
「星之暗涌：安那其的，二〇年代台北的数个夜晚」──换成一个较不那么意象化的句子，也许可以称之为「对于台湾历史中的张七郎年代／前二二八年代／二〇年代里的一些台籍知识分子的剧场追怀」吧──由一种小说的、虚构的铺陈想像，极为诗意优美的独白体裁，追忆似水年华般的叙事语调，以及高度压缩在同一个表演空间内彷如意识流般的场景转换，将那个年代外于主流的孤立人物，所谓的「黑色青年」──一度活跃在二〇年代里、以激进暗杀为革命手段的无政府主义青年与团体结构在一种气氛浓烈的怀旧影像之中。忧悒、飘浮、充满哀伤，有如被涂绘在一幅浸满阴影的画布里。
这幅由二〇年代里的数位无政府主义青年与他们的身世所构成的画像，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八年间数个几乎不连续的「革命」旅程，所经过的只有挫败与死亡：革命的行动持续地在宣告却又一直地未完成，年轻的躯体不断地遭斩杀──仿佛从极深的黑暗里刚刚点起旋即熄灭的一星点一星点火光──隔著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距离，被另一个年代里的剧场分子，以一种极为浓重的、仪式般的、心理分析式的「通灵」召唤，停格在一种类似拜物教与恋物者般的眷恋凝望之中。其中也有那么灵光乍现的几瞥，仿佛教人也窥见了某种似曾相识的身影，一种──譬如说──八〇年代后半小剧场工作者的自我心像。
有关于「年轻的热情、激进的暗杀宣言、殖民与被殖民心理分析式的族群情结」，所谓的「肃杀恐怖」、「异地漂泊之魂的岛屿之梦」（见《星之喑涌》，一九九一年导演序）……，难道不也正如缠绕在八〇年代后半「我们这种小剧场」团体的历史阅读之中，一种集体自画像般的心理投射吗？镶嵌于永恒的一九九一年时间之轴上，我自己记忆中的《星之喑涌》，因此也像是从一种无以名状、无以言说的后「八〇年代后半」小剧场处境之中，述说著有关于自我历史、有关于国族命运、有关于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剧场的焦虑与踌躇了。
一九九一年。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才刚开始，三月学运不远，「革命」却已经结束了。街头在消失，运动在消失。越过一九九一年，革命就像青春一样，什么也留不住。那一年从和平东路往「台北尊严」看《星之暗涌》的路上，我其实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我正从一个workshop里走出来，也或许我已穿过某个边界，正在从剧场往某个「政府」里走去的路上了。我记忆中的夜晚，在「台北尊严」狭长火柴盒般的剧场里观看的《星之暗涌》，因此也有一点点像是，像是回光返照般地观看著我们自己的安那其家族照片──我们剧场上空夜尽天明前的「虚微散布的星光」了。
──是因为那封闭的夜晚房间里、一扇又一扇的长窗户，还是由于即将消逝时光的浓重阴影？我记忆中的夜晚，在观看一个有关「二〇年代」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又被另一个隐藏的剧场叙述所吸引，在一种越来越稀薄的时间压缩之感中，使得虽然就已完成的剧本而言，当时甚至尙不算是完整演出的《星之暗涌》，呈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丰润与光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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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人」终于也要变成一种小范围的专有名词了吧，就像二〇年代的「黑色青年」，就像《星之暗涌》──我已经无法回想起所有细节了呢。有关于《星之暗涌》，有关于我们大学时代的剧场，有关于在那所大学里我所认识的一群人的少年时代，以及《星之暗涌》时光里令人歆慕的学长姐们──言语寡少的剧作者叶智中、在阴影墙上与长窗间攀行的林清江陈哲鹏、那如铁链般钩住别人目光的优子彭倩文的长发，与她案前的百合花……。
剧场，作为一种叙述形式，一个说故事的容器，原来是那么接近于一种典章完备、程序井然的某种「葬仪社」──借用一位我所敬畏的诗人的用语──或秀场呢，无论里面装的是莎士比亚、寺山修司，哈啰凯蒂还是「人民大革命万岁」。所谓的剧场，就是要把装盛在其中的表演──特定的人物与特定的故事，按照不同的艺术或商业需求，创造出一个精确有效的陈列形式，以便吾辈观众在一个个为不同戏剧量身打造的容器之中，参与一场见闻与观看的旅程，在一种「故事」聆听的仪式之中，完成我们的追悼、我们的纪念与我们的供养吧。
做为一个观众，一个曾经的参与者、一个前度的旅人，在某种意义上──在一种比较滥情的说法上──重看河左岸早期作品的演出，有一点点像是重看自己过去生命中的某一张旧照片。五月的那个晚上，穿过静静的八德停车场已停业酒厂的夜晚灯影，重新走在去看《星之暗涌》的路上，到安那其之路，那条路上的景物竟已有些模糊难辨了。荒烟蔓草，野萤乱飞，在每一个剧场作者梦寐以求的巨大而空旷的水泥厂房中，我仿佛却已经迷失了回去到那里的路了。
也许是我心中未曾止息的安那其幻想，仍然催迫我于期待再见到一个果然如「梦幻能」（《星之暗涌》，一九九一年剧本注解）或「九歌」般浩荡的更大格局的演出吧。一九九一年在狭长火柴盒般的封闭室内，曾经令一个八〇年代后半的剧场青年沉迷其中有如著迷般虽然苍黄却又极为富艳的从前影像，只是被九年的时间长度那么焦躁地抛掷在一个过于巨大的废墟旷野──作为一个公元两千年的观众，我只觉得光线太昏黯、人物太遥远，当时的剧场在偌深舞台里稀薄得找不到定焦的景深……。
我感觉有些哀伤了。也许是因为我们记忆中的夜晚，曾经那么昙花一现地将我们人生中的一小段时光染上了一种充满冒险、充满激情而又浮动不安的魔幻色彩，一旦回想起那些时光，我们不免也要像拜物教徒或恋物者般，恋恋不舍地将那样的时光拟人、拟物化，乃至冻结成一种特殊的事项，一种能够重复观看与不断取得的特殊物质，并且让我们能以一种遗老与遗少般的怀旧惆怅，那么珍奇地指给没有去过那里的人、还没有看过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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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星之暗涌》的某一天，无意中在电视里看到木村柘哉与常盘贵子合演的《美丽人生》日剧重播，饰演「美发师」的木村拓哉一边在纸上描画以后想要开的美容院、一边解说它里面的布置：推开门的时候会有「匡啷」的一声、靠墙的一整排是给客人阅读的书架──这部分由「图书馆员」的常盘贵子负责，木村一边说著一边在里面画进一个小人，这个小人也要负责客人进门时说那句重要的「欢迎光临」。常盘贵子懵然问道：原来我有在你的未来里面啊，木村说：「当然啰」。
──每个人的一生之中，若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曾经是一个「安那其分子」，较之于一个「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毋宁是较为幸福的，我想。至少不必忧虑主义的有效保存期限。然而那幸福似乎又不如常盘贵子的幸福──能够被人放进某一个「未来」里面，即使只是一个十分平凡或令人不可置信的未来……。
文字｜林文珮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