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古典音乐世界出走，绝非音乐风气衰败，而是表示这个社会酝酿了自主的音乐能量。交响乐团的形成，源自西方音乐演进阶段需求，非一成不变。它本该为社会所用，而不是为社会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对乐团的社会定位重新思考，也许能因祸得福。如果沦为权力与职位的斗争，那就争如不要也罢。
台北市交团长陈秋盛因行政作业疏失，遭市政府撤除其行团长职权。陈团长在这位子稳坐了十四年，团长兼指挥，行事专断，还是出了麻烦。其实，在这个犯罪动辄上千万的现代，陈团长就算真揩油，那点钱大概只够买四个宾士轮胎，并不那么多人在意；而是关切陈团长从这宝座被请下来后，台北市交这块多年他人无法染指的禁地，将产生何种变化。而透过这个风波，市交在乐坛的「鸡肋」地位会不会有转机？
所谓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除了一些特别节目之外，市交定期音乐会在乐迷心中大多是块鸡肋。经过数十年经营，市交素质不能算不好，但又没有好到能开启乐迷的胃口。同样「缺乏听众」，今昔问题却是完全两样。以前听众缺乏，是因为大众还不清楚古典音乐；现在没有听众，却是大众已太「行家品味」。古典音乐讲权威、讲经典，就算入门者也要常把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挂在嘴边，生怕谬赏了某个二线指挥，会被同侪讥为外行。在唱片、媒体泛滥的现代，这是乐坛无法回避的现实。尤其在国家乐团的强势资源对比下，台北市交失去具备说服力的卖点。
对主政者来说，市交也是鸡肋，既起不了什么大功效，又没人敢让它收摊。陈团长屹立不摇的原因，在于找不到比他更罩得住的大老，怕一不小心就把市交推入更难收拾的泥淖。另一方面，市政府也无力、无心在市交身上投注更多资源，因为怎么看都是有去无回的钱坑。就这样市交上不上、下不下地晾著，直到梁腐木蛀为止。
专家尽可研拟出一套「理论正确」的改革做法（例如外聘国际知名总监、组织委员会、扩大行政编组…），但脱离现况的理论可能效果适得其反。冷眼来看，社会文化瞬息万变，发展交响乐团就像反共抗俄一样，早已是过时的真理。展演全球音乐艺术，营运交响乐团确有必要，但那也早足够了。台北已有指标性的国家交响乐团，也有台北爱乐、长荣交响、世纪交响、市民交响、乐兴之时…多个民间乐团，再加上偶而北上插花的台湾交响，早远远超过爱乐社会的实际需求。再多的演出，只是点多少油、耗多少料而已，浪费整体社会的文化资源。
建议有识之士，在掏出抄自世界各国的经营宝典、讨论市交该如何重整的当口，先静坐三分钟，想想这个社会、想想这一切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搞清楚后再讨论，恰当解决方案也许就自然冒上来。政府一方面投大笔资金养活大团，民间却苦无乐团可用。如果市交是市民的大乐器，那么它的可塑性就高了。试想，私人团体盖不起国家音乐厅，但都租得起一天使用权。同样，大部分团体都无法经营一个交响乐团，但不代表他们不想和交响乐团合作。有多少人想演创作歌剧、音乐剧、合唱节目、发表作品…苦无乐团伸出援手？而乐团却成天只卖力演奏二、三流的布拉姆斯和德弗乍克，所为何来？在这情况下，市交的舵手也许该有的是敏锐而前瞻的文化视野，而不是等身唱片或天价合约。
时代愈往前，我愈体会，从西方古典音乐世界出走，绝非音乐风气衰败，而是表示这个社会酝酿了自主的音乐能量。交响乐团的形成，源自西方音乐演进阶段需求，非一成不变。它本该为社会所用，而不是为社会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对乐团的社会定位重新思考，也许能因祸得福。如果沦为权力与职位的斗争，那就争如不要也罢。
文字｜杨忠衡 资深乐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