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著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滑稽，却另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著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著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两个人躺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了起来。（摘自〈将军族〉）
问─选择在这个时候处理陈映真这个题材，有人说，云门舞集做了政治不正确的选择，您怎么看这件事？
林─政治是一时的，文学，艺术是永恒的。文学艺术只有好与坏，没有正不正确。我们敬爱的杨逵，吴浊流的作品，都曾「政治不正确」被禁。我的「薪传」当年也属于「不正确」，如果不是刚好碰到中美断交，不知能不能继续演。陈映真的小说感动我，我把那些感动表达出来，没想太多。
对我而言，陈映真更是华文世界里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除了文学之外，他在八０年代创办的人间杂志，更具体实践了知识份子的理想，以纪实报导关心弱势的边缘人，并且不断挑触知识份子潜在内心的罪恶感。每个人都有生存面的思考，但不能忘记对人群的关照。
问─其实对年轻世代而言，陈映真并不是他们熟悉的作家名字，以此编舞，您不担心也是「市场不正确」的选择？
答─我年轻时读他的小说，就深为感动，读过，再哭、再读，「华盛顿大楼系列」，「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归乡」，每ㄧ篇都充满感动我的能量。陈映真的小说流露出他对小人物的悲悯，对理想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我成长时期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台湾此时最缺乏的就是「感动」，我们忘记了历史，忘记了过程，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来自于人的故事的感动。陈映真还在写，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巨人。
思考台湾近代史，不能不谈起陈映真。他的小说，透过小人物的遭遇，反映了台湾走过的时代，几乎涵盖了台湾近代史里各段历史的切面。《山路》、《铃铛花》、《赵南栋》以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故事为背景，《将军族》描素外省与本省族群的下层社会人士的相濡以沫。《归乡》叙述到大陆打仗而滞留的台籍老兵，九０年代从返宜兰故乡，发现人事全非的哀伤归乡路。《华盛顿大楼》系列谈冷战、越战、跨国公司，以及这些事件带来的人性荒谬。从光复前后到二十一世纪初，从乡下到都会，很少作家在创作中有如此宽阔的涵括性，仿佛整个台湾经验都在里面了。他是一位吓死人的好作家，思想性非常强烈，却永远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苦难与救赎是不断出现在他作品里的重要主题。
问─除了题材之外，什么是你对陈映真作品的最大感动？
答─陈映真是一位卓越文体家。他是一位早熟的天才，二十二岁发表的小说《面摊》，二十三岁的《我的弟弟康雄》就已经充满荒凉之感。他的荒凉在字里行间像空气般堆积。意象和文字编织出迷人的颓废。
陈映真自承影响他最深的三位作家是：鲁迅，契诃夫，芥川龙之介。他的文体兼容了这些人的好处，而自成一格。
提到陈映真，大家总是要提到他人道主义的严肃主题。很少人提起他是华人作家中，写情欲写得最好的一位。《哦！苏珊娜》里他用「皂香的胸脯」去形容男人的身体。在《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里写到欲望时，也是极为细腻动人。在陈映真的作品里，他的政治论述是最无趣的部分，而他小说里浪漫，优雅，颓废的文字美，才是使人欲罢不能，回味再三的部份。
从八○年代起，我就在思考如何把陈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阳》编成舞蹈，却始终找不到适当的表达方法。这两年，《陈映真．风景》逐渐成形，从他小说的意象出发，来寻找一种舞蹈的形式。我在想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他文字里的芬芳气味。
问─以陈映真作品编舞，最大的挑战在那里？那些部分花了你最多的时间思考？
答─陈映真的作品里，即使在说时代的烟云，却有著各种对时代「人」的形象与描述，像空气一样在字里行间流动，是一幅幅为台湾人的「造像」。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美学模糊的年代，但在陈映真的作品里，不管是《兀自照耀的太阳》里的医生夫妇、《山路》里蔡千惠的悲苦、《将军族》里的被卖为妓的女孩与喇叭手的老芋仔都有一种「人性的姿势」。你读《兀自照耀的太阳》，可以看到一个中产阶级医生家的摆设，精致的咖啡杯子，女主人安静的忧伤，客厅里优雅的探戈，这些东西非常清淡、平静，但其中却充满著「精细的文化人的气味」。
其实，和这支舞工作到最后，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对于美学的斟酌，怎么样呈现出那些历史中台湾人的形象、身段与感情。我们所说的那些「manner」是舞蹈里最难处理的一环。在舞中，我用了德布西的音乐、李临秋的《补破网》、还请服装设计林璟如从前辈画家李梅树的人物画《白衣女子》里找到角色形象的灵感。我致力于人物的素描，情境的刻划，没有读过陈映真小说的观众，也可以很容易进入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