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啊！装在很精美的玻璃杯子里的酒；似乎只有医生一个人懂得室内音乐； 战前社交界流行的令人迷乱的探戈舞曲………魏医生总是静静地喝著酒然后就和京子婆娑地跳著舞。（摘自〈兀自照耀著的太阳〉）
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著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目光。
………我以渡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著的……. （摘自〈山路〉）
问：编舞家林怀民这一次以您的作品入舞，您在初知林怀民的这个作品构想时，是什么心情呢？
答：林怀民是个众所公认的杰出舞蹈艺术家，他告诉我要做这件事时，我一开始便对他说，你完全放手去做吧，这是你自己的创作。无论如何这都是以林怀民为主体的艺作创作作品。舞蹈演出时，所有一切光荣与成就都是属于编舞家的。他不是改编我的作品。它是林怀民的另一个创作，只不过是取了我的部分小说作为创作的题材，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
「艺术的成就是后世的人决定的，不是自己鼓吹的。」
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不熟悉「陈映真」这个名字。但对一九七、八○年代的年轻人而言，陈先生的小说作品及曾做过的事，包括《人间杂志》的创办，曾经彰显著重要的精神价值，您如何看待自己在那一个时代里做过的事？
答：愧不敢当。不敢说我有太大的价值。只能说，我对人生、对人、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比较不同。这不同，不能说是我特立独行，而多少与我年轻时读的书如鲁迅、茅盾的作品及三十年代的文艺理论给我的影响有关。
问：有人说；「您是永远的革命家」，「永远的社会主义者」，你对于这样的评价，有什么看法？
答：这种评价，可有好意，但也未必没有一些贬意或嘲笑。另外也有人说我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笑），但对我来说，这仅是我对生活、创作、审美有我在青年时代所受影响的影子；那些创作观念，那些对生活的看法，已不是目前大众消费时代的看法，可能因此而和别人不同。
第二，那样的艺术观，以及对于人、对于生活的看法，经过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后，那一代人的审美体系已经被消灭了，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及创作观，更多地受到西方所流行的看法影响，例如人家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们也就打著折扣引进。在这一方面，我做不来，因此我有一些不一样吧。
艺术的成就是后世的人决定的，不是自己鼓吹的。我从不想著刻意要写出「好」作品，好流传百世，藏诸名山，而即使天天那样想也没有用，真正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曹雪芹，他们的伟大不是自己想来的，而是经过时间洗炼才受到人类的赞扬与承认。
「文学是为了使那些沮丧的人重新燃烧希望，受凌辱的人重新找回尊严」
问：在您的小说中，常常可以感受到您在描写小人物时呈现的「悲天悯人」，以致后来在《人间》杂志都有这种强烈的特质存在。您在这个时代，对于「悲天悯人」有没有新的看法？
答：我们这个时代，乍看是亮丽堂皇而灿烂的世界，但如果往深处看，在繁华街道之后还有一条后街，后街的景像便完全不同。今天人类的成就与富裕、饱食，背后其实隐藏著一群也创造了这社会的财富，却一直没有受到关注的人们，在后街里生活著。
今天，人们翻开杂志，便看到俊男美女、财富健康、辉煌璀璨、幸福舒适，整本杂志连同广告在内，都在宣传这种价值。《人间》杂志之所以不一样，并不是它怎么「悲天悯人」，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于是，我们忽然看到一些没有脸的人，我们从来吝于多看一眼的人们，但这些人站在街头角落，仍然有他的尊严，有他面对挫败、苦难的勇气与力量。当我们看惯了辉煌璀璨，竟然看到还有这一批人──这一些也参与了创造社会的辉煌璀璨的人──活著，但结果却被当作是不合格品、报废品，完全被忘记和抛却忘怀……。
描写这些社会现象的作品，在文学里有很多，如欧亨利、狄更斯所描写的世界，描写工业化时代背后的阴暗与悲惨，却仍有尊严与生之力量的底层人物，他们有反抗，有悲伤，甚至也有欢笑的世界。
文学的本质，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来歌功颂德、锦上添花。文学是为了使那些沮丧的人重新燃烧希望，受凌辱的人重新找回尊严；悲伤的人得到安慰。这是我对文学艺术的想法。
「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为舞台灯光的焦点；自然也就没有不受到聚焦的寂寞。」
问：相对资本主义的全速发展，时代常常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家可以螳臂挡车的，后街的人永远存在，在过去长期以来对价值的坚持里，你如何面对挫折，如何继续坚持？
答：我们的经济渐好之后，越来越多人忘记底下世界的成员。自以为我们已跻身富裕之国。事实上我们的经济里存在著很多对于强国依附的问题。但我们所想的，所模仿的都是高度发展国家的行为与思想，忘了世上还有辽阔的第三世界，在这些第三世界里的人，比我更英勇地在奋斗和创作，表现人们对于正义和幸福的呐喊。
他们的文学也是如此，关心人，关心人的生活与命运，在第三世界，这呐喊与反抗依然强而有力。只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犬儒主义、讥笑和模仿，跟著主流和中心世界文坛的流行，忘了身边受苦的人的生活。
用现在的话讲吧，我是一个比较退流行的人。为什么继续走下去，我自己反省，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没有错吧，只是固执。第二，我从来没想过要热闹、被别人捧著，锣鼓喧天，成为舞台灯光的焦点；自然也就没有不受到聚焦的寂寞。
问：这几年，生活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温暖的事 ？
答：很多。最让我成长，最让我对人性怀抱著坚实不移信心的是在办《人间》的那五年。工作的条件很艰苦，但在每一次采访中，我们都是收获者而非给予者，我们在具体的采访写作与摄影中得到力量，看到真正的人的尊严，这些底层人物面对生活的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以至于当《人间》杂志要关门时，我接到很多人来信劝我不要难过，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配有这样的好杂志，就让这个时代沈沦吧。」弄得我反而要写信去安慰读者们：不要太悲观，不要太愤世嫉俗。
这些都是难忘的经验，我只能说现在的艺术家，文学家太忽视、太蔑视人的心灵需要与生活，他们根本不到生活里面去，不描写人，不描写生活。
「我只是相信，坚持相信，人有愿意对受苦的人伸出手、一同流泪那一面」
问：您曾说，鲁迅是影响你最大的作家。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您一直有长期而强烈的乐观。
答：最近我在深圳看到一系列关于大陆爱滋病的报导，看到许多年轻志工深入爱滋病村帮助病人，常常令我满眶泪水。现在大陆社会里，很有不少的人也追求亮丽、流行、名位等，但还是有人在看到河南爱滋病村的故事时，把工作辞掉了，和病人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所讲的话和当年我们在《人间》杂志时所讲的话是多么的相像，他们说：「不是我们特立独行，或特别有同情心，是这些人的生活教育了我们。」
鲁迅在写《坟》时，后来也觉得太黑暗，太绝望了，在结尾时勉强让主人翁的坟上开出几朵小小的花来，让故事有一些亮点。我其实和他的想法是一样，一方面表现人在不公平的机制里所遭遇的噩运。但人都有两面，有贪婪、好逸恶劳，追求舒适的那一面，但也同时有愿意对受苦的人伸出手、一同流泪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的本性，我只是相信，坚持相信，人有另外的那一面，如此而已。
问：在《将军族》里，三角脸说了一段话，很悲的结尾，如果三十年后再看这个结尾，会有变化吗？
答：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二方面他也会被环境所拨弄 ，我们在现实社会里看很多人那么悲惨，噩运接连而来，连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不敢如此安排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太超乎人正常的想像，但它却在受苦的人的生活里经常发生。有些人好事一件件来，就算投机取巧，总是得逞，但有些人却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向无告的命运里。人生的确有这一方面，所以我那几句话，应是对那个把人推到沦落的深渊里，某种不知道但客观存在的社会机制的抗议。
「我希望年轻人，年轻创作者多回到生活现场，去认识人，认识生活」
问：刚谈到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他会被环境所拨弄，您自己觉得你的人生比例如何？
答：基本上，我对自己的人生是感到幸运和满意的。从政治牢里出来的人，能够像我这样，勉强糊口之余，写出来的东西，在很小的范围内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和我一起出狱的朋友不少人受尽压迫，颠沛流离，比起他们我幸运多了。
《人间》杂志所报导的，在现实生活里活得那么艰辛的人，但他们不活得令人怜悯、厌恶，恶心，相反地，他们发光发亮，凡是这些都让我觉得幸运，而且不应该白白享受这些幸运，我最大的快乐还是在写作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映一些生活中的人，在饱食的时代，提醒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问：对四、五年级生的世代而言，陈映真曾是「理想」与「坚持」的带领者，对于现在的年轻世代，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答：我们生活在过去数代中国人所不曾经历过的富足，在这以前，百千年历史的人都生活在物质贫困的时代，只有贵族与皇室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这个短暂的时期，能不能千年万代延续下去，是非常大的疑问。
今天所谓的恐怖主义，有人觉得他们很野蛮，但在我看来是充满悲悯的，这是被强国羞辱、掠夺到极点的人所做的最绝望的抵抗，九一一事件并不是一群鲁莽的人所做的事情，这些人是在他们贫穷的国家中所难得培养出来的菁英，这是一个最绝望的民族所做的殊死抵抗。
我要讲的是，生活里绝不只存在我们仅知的网咖，甜美的生活，或官能的快乐，辽阔的生活里，存在著无限的思索和创作的可能性。我希望年轻人，年轻创作者多回到生活现场，去认识人，认识生活，接受他们的教育与启发。那么就不会把创作当成勋章、刺绣来看待，一心想著如何把勋章挂在胸前，如何把刺绣披在肩上，接受别人的喝采，文学与创作的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的。它应该关心人，理解人，关心生活，理解生活，如此才能发出动人的火花。我们看伟大的艺术创作，文学创作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火花，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鲁迅，没有一个写光华绚丽，锦上添花、或者揽镜凝望自己裸体的事。
